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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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中宣部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甬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延安军民驻足观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桥儿沟农贸市场，小贩们异口同声：“陕北南瓜嘛！”我问：“为什么陕北还有一种大南瓜。为什么大南瓜长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长相丑陋，香甜可口？”众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国军官来到中方管理员办公室，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外国话，将一只信封交给杨管理员。老杨对我说，这是包瑞德上校从美国带来的南瓜籽，嘱咐我们种上。他说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国的南瓜到底是个啥模样，弄些茅厕的粪土，挑来延河的清水，在气象观测楼旁种下南瓜籽。那名美国军官几乎天天在瓜地周围转一转，碰见中国人就竖起大拇指说OK，OK。秋收时节，瓜秧上结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么大小，凸起的瓜瓣疙里疙瘩，活脱脱的一副小丑模样。大灶的厨师说，蒸两个试试看吧，不能吃就丢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门外引起轰动。同美军观察组一个院子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抱走了许多“小丑南瓜”，延河对面王家坪中央军委有人闻风而至，也来讨要。杨管理员和我们商量，决定给枣园的中央首长每家送一只美国南瓜，仅仅是出于爱戴领袖的朴素感情而已。
依照习惯说法，美国人传播了友谊的南瓜种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来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导下，终于在延安中学的校园里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山坡下，还剩下七孔美国人居住的窑洞。以前美军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学楼
经过大砭沟想起贺龙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长的枣园路，右岸有延师路接北关街。延师路上的陡坡还是先前的大致轮廓。陕北人称高高的陡坡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沟壑故名“大砭沟”。抗战时期，这道陡坡仅能通行一挂马车，路面上磨出两条深深的车辙。我曾经多次驾驶吉普车，翻上“大砭”接送美国人去枣园，也曾送过贺龙将军
1945年9月的一天，贺老总带着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走进美军观察组的院子，说要借辆吉普车去枣园。翻译跟美军技师讲了几句英语，又对我说：“你去送贺老总，这几辆车你随便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吉普，驱车停在贺老总面前。
贺老总见是我开车，不太放心，他说：“咳哟，小李，你开车行吗？”
我说：“不行？我敢给你开车！”
“我还当是美国人开车送我去哪。”
“让外国人去，他要捣个鬼怎么办？”
贺老总说：“哟，小李呀，你的警惕还够高哇！好，好，快走。”贺老总一边挥手，一边跳上吉普车。
我说：“急个啥子，汽车说啥也比你那洋马快。”
贺老总说：“我要不急，就不到这儿来要汽车啦！”
从北门外去枣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出门过延河，经王家坪、杨家岭，从马列学院再回涉延河，从兰家坪山脚下经过，直抵枣园，这条路较平坦宽阔，但须两渡延河，虽说河水不深，万一吉普车在河里熄了火，可就耽误贺老总的大事。我选择沿西山山麓，经石佛沟、小砭沟从候家沟过西河到枣园，虽说这条路路况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几乎干涸，不足为虑。
吉普车驶出观察组的大门，我招呼了一声：“坐好了！”加快了车速。吉普车掉头，转入左侧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车在土路上猛烈的颠簸起来，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贺老总紧张地喊：“咳呀！小李，这还不得摔死我们仨啦！”
我说：“怕啥，不拿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贺老总说：“嗨，小伙子，你还真有一套哇！”吉普车翻过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脚踩到最大油门，车后卷起冲天的黄色烟尘。
贺老总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满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说：“天又不热，你出的什么汗呀？”
贺老总说：“吓的呀！”
我说：“这点事儿你就吓着？你还当司令哪！要来几十万国民党兵，你怎么办？”
贺老总说：“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还可以跑，在你这车上我往哪跑呀？”说话间，吉普车驶进枣园的大门。贺老总示意停车，我说：“往前，开到主席的窑洞那坡坡上”
贺老总说：“不啦，汽车声太响了，我们走上去。”
我把吉普车掉转车头，去找周西林聊天，让他品尝美国骆驼牌香烟。
忽然，吉普车的喇叭嘀嘀的鸣响，原来，贺老总座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声寻呼我呢。他高兴地向我大手一挥：“得啦，我们回家喽！”
奔赴延长县城寻访线索
去延长县必经甘谷驿和黑家堡。
“桑塔纳”轻盈地行驶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机汪成清师傅说，从延安到延长140华里，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我问汪师傅，甘谷驿的教堂还有没有？他说，没看见过甘谷驿的教堂呀！说话间，小车从甘谷驿街中穿行，教堂尖顶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墙后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忆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长县的情景
1937年春节前，我和马夫护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后半晌时，到了甘谷驿。马夫说话了：“明天，走不了，赶快给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过不去！”
原来这马儿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里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马，她吩咐马夫：“你赶快去找村长，让他给我们找人，给牲畜治病，马好了我们再走。”
马夫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么办呀？
马夫领来两位陕北老汉，一位是村长，一位是乡村兽医。
兽医从一只方铁桶里掏出牛角、药捣杵、各种中草药。村长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这老汉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论百姓、红军、白军，他硬要一块现洋呢”
兽医老汉把一根烟骨杆儿捣碎，混上药汤，灌入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实听话。兽医老汉又用牛角舀水，喂了几角清水。他对马夫说：“你把这些牲口牵出去溜一溜。”
黄昏时分，马夫喜滋滋地牵马儿回来了：“真绝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来了，也尿了。”
汽车驶过甘谷驿，公路旁、延河畔、农田里陆续出现一些抽油机，在电动机的拖动下“磕头虫”缓慢地从地下抽吸石油，遗憾地是单井产量太低，每天产油百八十公斤，一吨原油可卖一千多元，已经是陕北的摇钱树啦！
延河滩上还有几个农民用水泵抽水，冲洗一堆堆泥土，他们正在泥里淘沙！千辛万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换来二十几元人民币，很是可怜。
汽车驶进延长县城，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古城墙和城门楼子拆除得干干净净。石油厂只剩下一截“采油树”和一块“华夏第一井”的石碑。延长石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我向延长的同志表示，希望能找到朝玉英母亲一家人，老太太可能不在了，找到她的姐姐和外甥女，问问她们知道不知道朝玉英的下落。
延长县同志说，整个延长城关镇没有一家人姓“朝”呀！找找看看吧！
众人陪同我爬上延长“西门”左侧的陡坡，迎面的门楼旁边挂个红牌，原来是毛主席率领红军进军山西的东征会议旧址，旧址场院一盘废弃的石碾唤醒了我的记忆，石碾上坎就是朝玉英母亲家！原来，朝玉英家曾经是毛主席的邻居，她一定是这么与黄志炎相识的。我走进小院，窑洞的格局还是先前的样子，只是住户几经转让，新主人对六十年前的往事一概不知。
热情的延长同志陪同我开始奔波往返，查询朝玉英家人的下落。
延长同志无奈地说，以前搞的政治运动，老百姓害怕死了，他就是知道也不敢说出来。
郑家老二，郑忠林先生，正巧从成都来延长探亲，住在延河对岸。小车驶过延河上的石拱桥，碾过泥泞的土路。郑忠林先生和以前拜访过的几位老人一样，说延长县最老的老师马朝君，1936年就在延长完小任教，应该知道朝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