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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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什么?”
夫妻俩辩解:“党组织不更换我俩的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敌人不来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康生不依不饶:“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秘密,你们反过来还要责问组织?不要太嚣张了!”康生组织一群人实行围攻,将夫妻俩隔离审问,只准妻子回家。数月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回来了,当天夜里,夫妻俩抱头痛哭,商定一同自杀。他们在窑洞门框上系上麻绳,一人登上一只木凳,妻子脚下的木凳翻倒,麻绳勒进脖颈,人吊死了。丈夫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经过他们居住的窑洞,看见窑洞门框下吊着一个女人,站着一个男人,大惊:“李同志,你们这是干啥?”那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附近窑洞的同志听见我的呼喊,都跑了出来,把他们夫妻俩放了下来,有人说:“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怎么没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条啊,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真的总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以后党还要还我清白,给党增添许多麻烦。”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死去的妻子,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部来了几个人,把李同志带走了。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运动积极分子反复盘问他:“你参加山西牺盟会,究竟是谁派你去的?”
武竞天说:“是组织叫我去的呗。”
“你在山西牺盟会究竟干什么?”
“我在牺盟会干啥,组织都知道!”
“出现×××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武竞天回答:“那我不知道!”
这天天黑前,我从中央大礼堂出来去大灶吃饭,经过赵毅敏那一排窑洞时,平日无人居住的破窑洞的门前,有两名战士持枪站岗。此事奇怪,我走进窑洞看个究竟。武竞天被几道麻绳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丢在窑洞的地上。武竞天睁开眼睛,恳求说:“小李救我,快找人救我!”
我走出窑洞,正巧碰见徐特立老人,我报告:“徐老,今天怎么把武秘书长整个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了呢?”
徐老问:“武秘书长被绑在哪里呢?”
我说:“在赵毅敏和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
徐老沉吟半晌:“这个小李,你走吧,让我去办吧!”
我吃完晚饭,又去那孔破窑洞,哨兵和武竞天都离去了。
延安整风时,虽说康生是“总学委”负责人,但在整风会上仍然受到白区来的同志的诘问:“康生同志请你回答,为什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找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康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机关的许多中层干部对康生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意见很大。陶希晋就说康生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我觉得这话好笑,记住了。
第七章 延安的钓鱼台枣园
奉命去枣园做厨师
如果说延安的杨家岭相当今天的中南海,当年的枣园就是现在北京的钓鱼台。
1943年夏天,陶希晋来找我:“陈云同志病了,夜晚睡不着,白天也不睡。饭菜也不对胃口,他指名要你去给他做饭,你说好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我心里想,“黄祖炎首长讲的一点也不假啊!好好工作就会有首长想念,还要叫到身边来工作。”
我把管理员这摊工作交给黄爱民,也不参加整风运动了,背着行李卷,从杨家岭走到枣园,开始第二次给陈云一家做饭,同时也给凯丰、王茜和新四军卫生部长做饭。
在枣园,我和叶子龙成了朋友。叶子龙与我差不多大小,人很聪明。他要是忙碌起来,躲在窑洞里写文件,三天五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