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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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识相的老伙计汤和
读《明史•;汤和传》,我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传神地写出了老皇帝的多疑,对大臣是否忠诚皇室极度不信任,以及老臣的识相知趣,如何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
“帝(朱元璋)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
这汤和是何许人也,他不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几大元勋之一,而且是和太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可谓总角之交。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先老皇帝而薨,遂立他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搞隔代继承。这两人都为人仁厚,没有朱元璋那种嗜杀严酷的遗传,朱元璋当然不放心自己死后,还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设法把那些旧臣杀掉,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
汤和是少有的几个得其善终的功臣,他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汤和能善终,在朱元璋的手下苟活下来,和他低调、不贪权的性格有关,他让老大放心,有一种安全感。《明史》里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兴麾下效力,应当说两人的资格是一样老的。而且朱元璋当和尚时,汤和捎信给朱元璋,建议他参加造反队伍,汤和可说是朱元璋的引路人。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首领,其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领看到朱元璋当老大,难免心里不服气,而汤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是何等的功劳,晚年又能主动交权,回家养老,能活到七十岁决不是偶然的。当然在和朱元璋的相处中,他并非没有犯过错误,在朱称帝前,和张士诚的对峙中,汤和镇守常州,曾经有事请示朱元璋,没有得到批准。郁闷的他喝完酒后,口出怨言,说:“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上司最忌讳的便是部下主动表功,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好像地球离开他就不转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十分生气,江山平定大封功臣,故意降他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其他同等条件的人封为公的爵位。后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才被宽恕。进封为信国公的时候,皇帝还不忘他历史上的错误,历数他镇守常州的过失,并将这段历史镌刻在铁券上颁赐给汤和,让他子孙后代牢牢记住,为人臣者别翘尾巴。——部属的过失,往往成为上司的杀手锏,时不时要拿出来敲打一下。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后,皇帝如何处置开国功臣,一直是道历史性难题。周王室裂土封侯,这个问题好解决。因为将土地转包给各位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称孤道寡,自成体系,周天子并不干涉内政,天子作为诸侯们的共主,也就是维持名义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接受诸侯定期的进贡,大多数时间内,政令不出王畿,称霸的诸侯没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这样反而会惹火烧身。因此暴发户楚子,自忖带甲百万,地广两千里,便有问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鼎之轻重,不可问也”。自讨了个没趣。这也是周朝国祚能有八百年之长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废除诸侯,各地设流官治理,功臣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了,只能老老实实扛活,任皇帝驱使,这一下子,君臣之间就有天壤之别。皇帝当然要时时刻刻提防拥兵自重的大臣,不甘于人下来夺自己的那把龙椅,因此处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门高深的帝王术,而如何在皇权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须知晓的学问。从始皇帝横扫六合开始,王翦就明白这个道理,帅兵出战前,还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赏赐,手下的将士不明白,认为大元帅拥有如此的兵权,为什么还要贪图那样的小利呢?王翦此举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问舍,没有别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让他帅兵出战。君臣这种演戏似的默契,在秦朝刚刚开始之时,所以王翦手下的将士不太明白,到了后来,皇权越来越重,对大臣的防范越来越缜密,大臣也越来越知趣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一个殿前都指挥一下子做了皇帝。这皇位能否坐稳,他心里是很担心的,因为五代十国期间,带兵的人政变是家常便饭,坐在龙椅上的人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他只得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权,厚赐他们让他们好好养老。——如果说宋太祖还需要主动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权。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汤和这样十分主动交出兵权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权被分割后,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而归于单列的考课院。“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