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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民国前十年-第3部分

小说: 民国前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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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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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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