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第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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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部由桂林誓师出征，杀入湖南。先破永州，然后挥师北上，于十一月二十五再取宝庆府治邵阳，在西面对衡阳清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但殄朔军并未向东挺进，而是继续北进，再攻湘乡（娄底），做出兵进湘潭，切断衡阳清军退路之势。
吴三桂反正归明，其所部改编的荡朔军并不是战力强横，但对湖南，乃至大江以南的清朝官将来说，却是晴天霹雳。在他们心里，这意味着大势已去，清廷赖以统治南方的“三藩”已或灭或反，全部丧失。
再加上滇桂两省的明军挣脱了手脚，一路攻势迅猛，更是吓得清朝官兵胆战心惊，闻风而逃。
常德总兵官杨遇明与吴三桂是故交，官至明守备而降清，先授予山东莱州游击，以军功升至副将。顺治十二年，升任湖广常德镇总兵官。闻听吴三桂反正，荡朔军兵临城下，其子杨宝应亦是荡朔军将领之一，遂为内应，开城迎荡朔军而入，知府翁应兆投降。清兵逃窜。
夏国相又督率军队夺取了常德以北的澧州，此役没有经过战斗，大兵到时，城内清军献城易帜，变成荡朔军之一部。清将提督桑峨、总兵官周邦宁率部从荆州赶至澧州城外增援，见敌人军容甚盛。自感一旅“孤军不能迎敌”，“不得不退回荆州”，向朝廷告急，请求“大兵星驰”赴援。
十二月十一，荡朔军将领吴应期与张国柱率军攻至洞庭湖之滨的重镇岳州，该城参将李国栋“私行纳款”，献城投降。
殄朔军日夜兼程，突逼湘潭城下，守城的清军“士卒解体。孤城无援”，湘潭一鼓而下。驻防长沙的巡抚卢震闻听明军已占湘潭，为保性命，擅自放弃守土之责，竟丢弃长沙于不顾，逃往岳州去了。
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留下守城，眼见明军已近在咫尺，全城人心惶惶。官兵已无心守城。二人自知大势已去，不想为清朝效力。遂派人至湘潭请降，连同部属和城池都献给了明军。
十一月二十八，被切断退路的衡阳清军匆忙后撤，征朔军则趁势反攻，负责断后的湖南绿营稍触即溃，都统赫叶及瑚里布不得已率满兵回头迎战。军心本已散乱。满兵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攻下大败，挤窜于湘江，溺毙者无数。少量残兵不敢向北，逃过湘江，东窜江西而去。
一个多月的时间。明军调动了三个军，十余万人马，在湖南攻城掠地，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除衡阳战事激烈外，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几乎重演了“三藩之乱”时的情景。
“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多附贼。”
“逆贼虚声恫吓，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典。”
“贼势猖獗，所属州县官员不能安民心，固疆域，致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贼，全部革职查问。”
“吴三桂身膺重任，甘心从贼，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
“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
明军的反攻凌厉难敌，满兵败于衡阳，绿旗清军则是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清廷异常震恐，挡不住明军的攻势，便追究地方军政大员失土的责任。又是圣旨连下，一边虚声恐吓，一边政治利诱。
同时，清廷也意识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为防守”，急命都统觉罗朱满领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敌军众多，不得轻战；如敌军不来，可于武昌以南，选“水路要地驻防”。清廷又恐调兵不及，急令在南昌的都统穆占率军转赴武昌，先行抵挡敌军攻势。
接着，清廷进行了一系列的紧急调动，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将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此时，清廷终于意识到只动用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已经兵力不敷，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
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武昌。清廷限定，蒙古兵于二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武昌。
事实上。清廷的遥控指挥和调兵遣将已经晚了。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为明军所占后，“全楚之势”都转到了明军方面，想要扭转，谈何容易？
而且。明军在湖南的全胜，就象一道冲击波，引起了连锁反应，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人们，乘时而起，汹涌难抑。
*
“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说的就是领兵将领都是皇室贵族。这些高贵的子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爱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的爵位，养尊处优，很少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丰富的作战经验。
在满洲兵将的印象中，战阵不过是骑马冲杀射箭。挥舞刀枪嚎叫而上，但面对明军的火枪、火炮、刺刀。以及严整的军阵时，这些看起来简单有效的战术便失去了逞威之能。
相比于清廷的恐慌，相比于满洲兵将的无所适从，朱永兴却是显得更加自信威严，顾盼神飞，指点江山。将英明神武显露无遗。
这倒不是因为朱永兴是军事天才，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只不过历史正走向他熟悉的轨迹。嗯，不应该说是历史，而应该说是战局。目前的形势与“三藩之乱”时何其相似。他知吴三桂何以败，自然知道何以胜。
历史上，吴三桂由云贵起兵后，挥军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短短三个月内便已领有滇、黔、楚、蜀四省。
之后，闽浙有耿精忠，甘陕有王辅臣，郑经亦出兵东南，吴军继续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前锋直抵长江南岸，饮马长江，翘首北望，已摆出渡江北进之态势，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
当时，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
但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暴露出其善持两端、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屯驻松滋数月之久，毫无北进的迹象。这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给了清廷调兵遣将，重新布防的机会，形成了荆岳对峙的局面。而且，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吴军很快丧失了进取的锐气。
如果深究吴三桂的想法，朱永兴觉得滞留京师的吴应熊一家或许是吴三桂不肯北进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吴三桂缺乏那种勇往直前、一无反顾的决心和气势。这是性格使然，在历史的夹缝中，吴三桂能够左右逢源，富贵荣华，但到了决定历史的时刻，他却没有那个魄力。
“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吴三桂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
而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被动挨打。
顿兵不前，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而吴军未能在甘陕和江西取得决定性胜利，打通与王辅臣和耿精忠的联系，使所占地区连成一片，则又是陷于被各个击破危局的关键。
反正在当时，无论吴军是渡江北上，还是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或是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都要比迁延迟疑，幻想着康小三被吓傻，放回吴应熊一家，并与吴军谈和现实得多。在历史的交叉口，可以说。吴三桂做了最蠢的决定。
现在的形势与“三藩之乱”时很相似，但又有很多不同。朱永兴是皇明宗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不是自号“周王”的吴三桂可比；闽浙有灭朔军，海上有水师，江西抚州有魏君重所率的两个师，长沙一下，由萍乡、宜春一线打通联系，并不困难；荆襄有讨朔军，有长江水师。长沙不战而降，所属兵船皆归明军所有，在水上力量上明军占据明显优势；郧、襄、谷城仍在讨朔军手中，控遏着汉水上游，清军要在荆州立营对峙，便要遭到东面和北面的威胁。
而清廷选择在荆州紧急布防，将其作为战略重点，一来是想切断明军与荆襄讨朔军的联系。二来也是估计到明军北上，将走湖南渡江。因此。清廷力图凭借长江之险，在荆州布防，拦腰阻拦明军，使其不得渡江。如果在此顶住了明军的军事压力，便可集结大军，作为渡江反攻的基地。
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吴三桂的反正，使湖南局势急转直下，双方调兵遣将，调整布置。大江以南的战事焦点一下子便集中到了荆岳之间。
而朱永兴的动向似乎也在向外界表明，明军将渡江北上，兵锋直指荆州。因为朱永兴的王旗现在正在岳州，宗室亲征，朱永兴作为敌我双方都瞩目的人物，他在什么地方，当然很可能便是明军的主攻方向。
岳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而洞庭之水又与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顺水至长江，出湖南省境，水陆并行，随心所欲。
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即可进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脉，可断南北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
朱永兴坐镇岳州，亲自督师，并没有马上作进攻荆州的准备，而是进行了一番兵力调动。
“征朔军由长沙转常德，接防荡朔军所占地区，进攻石首（今仍名）、华容（今仍名）、松滋，与岳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