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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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李斯基：您在罗马尼亚时的正式职业是什么？您的生活来源靠什么？
拉柯夫斯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地主。
维李斯基：这么说，您是不劳而获，靠收租过日子？
拉柯夫斯基：我是农业主。
维辛斯基：也就是地主，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不仅您父亲是地主，而且您也是地主，是剥削者，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我是剥削者。我收过租，而这些租子，大家都知道。是从剩余价值中获得的。
维辛斯基；行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您的收入来源。
拉柯夫斯基：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明我把收入用到了什么事业上。
维辛斯基：那是另一回事。您现在还与形形色色的地主组织有联系吗？
公诉人就这样不让位柯夫斯基说明他把父亲的遗产用来做了什么。公诉人为何这样呢？不就是因为维辛斯基清楚地知道，而且其他许多党员也知道。拉柯夫斯基把继承的遗产全部贡献出来做了革命运动的经费。他创建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和他主编的社会主义日报，都是用他的钱维持下去的。除此之外，拉柯夫斯基还赞助过其他几个国家的革命组织，并在物力方面支援过俄国的革命运动。
然而法庭竟然不准他说明自己把所得的全部遗产都献给了党：对维辛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突出一点：拉柯夫斯基有“当地主的历史”。
甚至《苏联小百科全书》也不得不指出，此人从十六岁起便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充积极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多次被捕。应该说明，这部百科全书还是在拉柯夫斯基因参加反对斯大林的派别而被开除出联共（布）以后才出版的。这部书还指出，一九一七年五月，俄国士兵把他从罗马尼亚的雅西监狱中解救出来，因为他参加过俄国的革命斗争。
老布尔什维克们丝毫不愿为自己辩护，这固然令人生疑。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方面的事实；被告们在表示出对自我辩护丝毫无动于衷的古怪态度的同时，亦拼命为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英明唱高调。为斯大林炮制出来迫害他们的莫斯科一审判辩护。
季诺维也夫在最后陈述中说：“党发现我们在堕落，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发言中强调说，反对派的思想倾向会使我们头脑发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可我们没有听取这一警告。”
被告人加米涅夫在最后陈述中说：
“我是第三次站在无产阶级法庭面前前两次保住了我的命。但无产阶级的宽容是有极限的，我们现在就已到达了这一极限。”
瞧，这真是旷世罕见的怪事！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身临死亡边缘、罪责加身，非但不急救。反而尽力帮助斯大林，好象受死刑威胁的并不是他们。要知道，即使是出于一自卫本能，他们也应该在最后陈述中孤注一掷，为自己辩护。拯救自己。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来吹捧自己的刽子手。他们要让周围的人们相信，斯大林以前对他们太有耐心，太宽容，现在，他有权消灭他们
在评价他们的行为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这些被告都有一个不可遏制的愿望：尽快去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斗争。不过。他们的方法，与那些站在真正无私而公正的法庭面前的被告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去证明自己无罪，而是尽可能准确地信守与斯大样订下的协约：污蔑自己，吹棒斯大林。
斯大林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已引起了西方的怀疑。苏联人民不久前的领袖人物突然间变成了叛徒和凶手，这的确难以令人置信。所以，自然出现了一些推测，说这些人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之后才答应站污自己的，说斯大林完全是在借诉讼程序来掩盖其滥杀无辜的罪行。因此，斯大林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但究竟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竭力去证明老党员们没受过刑，那反而会加深怀疑，使那些猜忌的人更加确信动过刑。结果，在后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出来申辩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被告本人。他们亲口否定了受过刑的传言。
比如，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发言时，就驳斥了那些关于他和其他被告受过刑、被施过催眠术以及被灌服过麻醉剂的说法。他把这些流言蜚语指责为不合实际的神话和实实在在的反动寓言。
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外国新闻界在报导他的情况呢？众所周知，在苏联任何人，即使是有行动自由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外国报纸，更别说是在押犯了！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素以机智闻名的被告人拉狄克，也极力为斯大林的侦讯机关申辩，甚至好象做得过了头。他在审判大厅里发言时说：
“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折磨审讯员。现在有人问我在审讯过程中是否受过折磨。我必须回答他，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我在折磨审讯员，而不是他折磨我。”
何等少见的奇论：老布尔什维克竟然为世界人民不相信他们有罪而万分恼怒。他们大发脾气，居然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还继续把他们看作是正派人，是斯大林酷刑下的牺牲品；居然是因为人们根本不把他们视为间谍、叛徒和杀人犯。眼看斯大林就要他们脑袋开花，他们却还要为这个死敌大鸣不平，唯恐世界各国把他视为无耻的大骗子，说他是强迫他们自我污蔑和相互诽谤的恶棍。
莫斯科审判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告人、公诉人和律师三方面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们都极力证明，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如饥饿、铁路线上连续不断的车祸、工矿里使大量工人死于非命的大事故、农民的暴乱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这一切都是被告的罪过。同时，他们还要证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世界的希望”。被告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其内容一模一样。辩护律师的发言则纯属是对被告的攻评，其尖刻凌厉比诸国家公诉人的发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维辛斯基已经指出侦查机关还没能找到确凿证据，而指控仅仅是建立在被告的坦白之上的，可是律师布芬德仍然在法庭上声称：
“审判官同志们，本案中的全部事实都无可争辩。检察长同志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无论从本案的证据，或是从证人的证言看来均已证明这全部属实，因此，辩护一方不打算再就此问题向公诉一方提出异议。”
另一辩护律师卡兹纳切也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时说；
“不仅被告的口供，而且我们所掌握的大量证据，都已证明本案完全属实。被告人的滔天大罪真是馨竹难书！”
听了这些活，任何人都会这样想；所谓的辩护人在说出这种话时，一定羞得无地自容，极力躲避其当事人的眼睛，而他们的当事人，也一定会向他们投以愤怒的目光，因为他们对辩护人如此信任，可是到头来却发现是受了卑鄙的欺骗。然而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辩护律师不会受到良心谴责，被告人也根本不会为此而愤怒。参加莫斯科审判的人都知道，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律师还是当事人，无论检察长或是法官。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只能严格按照早已准备好的台词，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抉择。对于被告人来说，这个抉择是，或者扮演刑事犯的角色，或者是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家人招来杀身之祸。而对公诉人和审判长：或者是顺利地按斯大林的指令将这场审判闹剧演完，或者是因一点点会使人们怀疑此案办得不光彩的失误而白白断送性命。至于辩护律师，则必须准确无误地执行检察长交给他的秘密指令，否则，将与当事人同罪
斯大林的目的之一，是杀鸡儆猴，恫吓那些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和仍在同情反对派分子的共产党员。他要他们明白，谁胆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谁就要遭厄运。为配合这一目的，他还要被告们亲自向全党发出明确无误的警告。
被告人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是从一件乍看似乎无罪的小事开始的如果你们有一天走错了路，犯了错误，而且还执迷不悟，那么就正如公诉人昨天所说的那样，你们就可能而且必定会堕落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泥沼中去，就象我们现在这样。”
被告罗森霍尔茨的一席话也反映出了斯大林的威胁；“谁若稍微偏离了党的总路线，他的下场就一定是可悲的、不幸的！”
斯大林在确定审判闹剧的台词时，抑制不住自我吹嘘的狂热冲动。正因此。每一个演员自然就会在审判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爱与憎、理智和感情。
为此， 维李斯基把自己的起诉词装点上大量的赞词， 诸如什么“伟大的”、“天才的”、“英明的”、“最敬爱的”等等。有一次，他是这样结束发言的：
“我们和我们的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率领下，沿着一扫旧时代残渣余孽的光明道路向前、向前，直到共产主义！”
布哈林在法庭上感慨无比：“他（自然是指斯大林——作者）是人类的希望！他是伟大的创造者！”另一个被告罗森霍尔茨则高呼。“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不屈不饶、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光荣传统万岁！让我们继承这独一无二的光荣传统。在斯大林领导下走向光辉的未来！”
辩护律师也不甘落在检察长和被告们的后面。律师科姆莫多夫慷慨激昂地说道：“谈到有人阴谋反对斯大林的领导，那么我要说，一亿七千万人民将为保护自己的领袖而筑起爱戴、尊敬和忠诚的铜墙铁壁，它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永远永远也攻不破！”
这些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宣传口号和自我吹嘘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审判！
每一个阅读过或者哪怕是浏览过莫斯科审判正式速记记录的人，大概都已发觉，这些记录锋芒所指，主要都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特别仇视托洛茨基。这种仇恨，在一九二九年一托洛茨基被驱赶到国外之后，在斯大林感到自己鞭长莫及之后，变得更加疯狂。
由于不能把这个参加过一九零五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与列宁的其他老战友同时处死，斯大林只得强迫莫斯科审判的全体参加者——被告人、检察长和律师，把托洛茨基骂得狗血淋头，把他定为罪魁祸首、道德败坏者，以此来暂时满足自己的复仇欲。
为了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斯大林凭空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说这张网是从丹麦、法国和挪威伸向苏联的。因为托洛茨基曾在这几个国家居住过。
斯大林胡诌托洛茨基与“反革命地下组织”之间有两种联系方式：一、托洛茨基与这个地下组织的苏联领导人秘密通信；二、这些领导人离开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