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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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讲法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府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新法令公布时。我正在国外。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专制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共产党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共产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共产主义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或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
我知道，早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一些“行政措施”，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
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老“战友”，以便把他们送上将在一九三六年举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大会。
我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为了剪除他们二人以及党内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现在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无误地承认自己是阴谋杀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还想杀害他斯大林。为逼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这一罪行，而且是在审判大会上承认，就要在这些人的内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点，从而决定使用相应的逼供手段。
这个突破点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们对自己儿孙们的眷恋之心。其实，这种株连子女的威胁已经在反对派首领们的身上使用过一次，即在准备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审判时使用过。但反对派首领当时都还不相信这种威胁，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敢冒这天下之大不韪。可现在，一份刊载政府法令的报纸摆到了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反对派首领们这下明白了，他们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们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险。就这样，新法令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心理攻势的最有效的王牌，进入了斯大林的刑讯武库。
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亲自下令：侦讯人员每次审讯时必须将这条法令的文本摆在审讯桌上。
第三章 令人惶惑的审判
斯大林为老党员组织的弥天大罪，震慑了整个世界。这些站在莫斯科法庭前的被告，都是名扬四海的人物。他们曾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发动俄国工人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些杰出的革命家突然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是什么动机致使他们犯下了诸如间谍罪、叛国罪、破坏工业建设罪，直至大规模镇压工人等一系列不赦之罪？这一切，难道就是仅仅为了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吗？
莫斯科审判使世界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或者列宁的所有同志和亲密助手都说变成了叛徒和法西斯匪徒。或者斯大林是前所未有的阴谋家和刽子手。
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使人们惶惑，而当所有被告人都在审判中低头认罪之后，这种惶惑更是有增无减。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类似的审判。被告在法庭上的离奇行为，使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测；他们可能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才认罪的；或者，他们的口供是被酷刑逼出来的，或者，他们曾被强迫服食大量摧残意志的药品。只有一方面是任何人连想也不愿想的，那就是斯大林是正确的，而列宁的老战友们的确犯了滔天大罪，所以才供认不讳。
当然，斯大林也明白，世界不会相信检察院空口无凭地宣布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奠基人投靠了希特勒或日本帝国主义，不会相信这些人会千方百计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人们都期待着他会尽其所能地举出客观证据来使罪名成立，哪怕举出一条这样的证据也行。然而，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每次都没出示任何一件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既无密信，也没间谍性情报，甚至连一份政治宣言或者传单也没有。
可是起诉书却说。被告被指控犯下的阴谋罪，其规模是很大的。但三次莫斯科审判都拿不出物证，这不显得离奇吗？按起诉书说，这些阴谋涉及全苏联，而阴谋的参与者，据政府的猜测，还秘密潜往德国、法国、丹麦、挪威，在那些国家里秘密集会，讨论杀害苏联政府领导人和分裂苏联的计划。在苏联各地，有几十个恐怖小组和破坏小组在疯狂活动，企图谋杀领袖人物、搞爆炸、破坏工矿企业的生产。总而言之，在整整四年时间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蓄意搞垮国家。但是，内务部竟不能发现一片纸或其他什么物证，这又如何解释呢？
斯大林在与几个外国作家谈话时是这么解释的：被告都是些富有经验的秘密活动家，预先就把会给他们招来灭顶之灾的罪证统统毁掉了。一贯自认为深谙暗探局和当今内务部侦缉工作的斯大林，私底里大概也免不了要嘲笑自己的解释太可笑，太经不起一驳。
沙俄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当今莫斯科法庭上的被告们相比，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并不比后者少。简言之，革命前的被告席上和现在斯大林制度的被告席上，坐的都是同样一批人。然而，沙俄警察局却常常在他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找到大量的材料交给法庭作为物证，证明他们从事了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在暗探局的档案里就发现了几百份党的文件，其中还包括列宁本人的书信。
内务部与革命前的暗探局一样，拥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渠道，并能依靠奸细获得确凿证据。顺便指出，内务部比暗探局更能笼络“耳目”——即告密者。暗探局虽能千方百计地强迫革命者变节当好细，但却不能在遭到拒绝时用死亡来威胁他。而内务部不仅威胁，而且确实可以杀害拒绝者，因为内务部这样做并不需要法庭宣判。革命前的警察局可以把革命者本人送去流放，但却没有权力流放或加害其家属，而内务部则拥有这样的权力。
当苏联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开庭公审的总结报告后，从一开始就怀疑斯大林此举纯粹是在清算原反对派首领的西方新闻界，马上就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庭没出示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客观证据。西方的这种反应，使斯大林极度不安，他要国家公诉人维李斯基在下次开庭时当众进行解释。下面就是维辛斯基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会上的发言：
“指控被告的罪行是被告亲手造成的但是，我们要具有什么样的证据才符合诉讼要求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您说这是阴谋案，但您的证据何在呢？”
“我敢肯定，对有关阴谋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这样的要求，刑事诉讼学中的基本法则也是这样讲的嘛。”
国家公诉人就这样括不知耻地表明，这种指控是无须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这样，凡是有头脑的人就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侦讯人员没向被捕者出示任何罪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迫使老布尔什维克们供认犯过按苏联法律应判死刑的大罪呢？
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曾经多次上过沙皇的。法庭，对刑法的基本原理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明白，他们没义务证明自己有罪，相反，举证责任应由国家公诉人承担。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等待“案件”调查工作彻底失败。可是如今使全世界吃惊的是，这些被告人没象以往那样沉默，而是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犯过一切被强加的罪行。这种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在三次莫斯科审判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些身陷囹圄的党员，明知侦查机关没有掌握任何有害于他们的罪证，却偏偏愿意把唯一的、有损于自己名誉的，同时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依据提供给起诉人：这依据就是他们自认有罪！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事办得如此认真，使得全世界的法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每一次公审时，被告们都毫不犹豫地承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让他用这些词来评价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他们还设法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超过同案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首。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就这样，公诉人说什么，被告人就承认什么，甚至在公诉人大肆歪曲他们的生平事实时，他们也丝毫不予反驳。例如，季诺维也夫经受不住维辛斯基的压力，就说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更典型的是维辛斯基与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