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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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如此继傲不驯，惹怒了斯大林。他决定将基洛夫调离列宁格勒，调令上通知基洛夫说，在莫斯科的中央组织部里，有一个重要领导职务正等着他上任。
但基洛夫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他拖延了一月又一月。借口要将他在列宁格勒着手的一系列重要事务处理完毕。不仅如此，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看上去已经近似于挑衅了。
当然，基洛夫每次到莫斯科，斯大林都可以找借口留下他，不让他再回列宁格勒。但这样做势必引起公开争吵，而一吵之后。再要把基洛夫安置在中央的什么职位上，就难上加难了。况且，不顾其本人意愿强行留住基洛夫也未必那么容易。难道不能逮捕他吗？不行。在一九三四年那个时候，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对一个政治局委员采取类似行动。开除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要达到这一目的，开始就必须罗列基洛夫的罪名，把他说成是反列宁的异端，或是指责他违背党的总路线，从而在全党开展一场针对他的批判运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对斯大林说来是不可取的。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就已多次发表文章和口头声明，说什么异端已被清洗干净，党已十分巩固，变得“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一旦开展反基洛夫的运动，势必会引来流言蜚语，说党又重新陷入分裂，政治局意见不一。而且，斯大林明白，国外也会再次怀疑他的制度的稳固性，这一点。正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愿听到的。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要解决面临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大概只有一个办法：除掉基洛夫，同时将暗杀的罪责转嫁到原反对派领袖的头上。这样，他就可以一箭双雕。在除掉基洛夫的同时，将列宁的一些亲密战友也结果掉。那些人，不管斯大林怎样污蔑，仍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象征，留在普通党员的心目中。斯大林深信，如果他能证实，使“党的忠诚儿子”、政治局委员基洛夫流血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那他就有权要求：以血还血！
唯一能帮助斯大林准备这次谋杀的国家机关，是负责基洛夫安全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但该分局局长菲利待·麦德维基与基洛夫友谊深长，因此，必须把麦德维基调走，另派一个“更可靠的人”去接待他。斯大林于中正好有这样一个人。此人姓叶甫多基莫夫，是个老资格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年来，斯大林一去度假，就将他带在身边，不仅将他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而且还把他看作是朋友和酒伴。叶甫多基莫夫从斯大林手里得到的赏赐，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内务部工作人员。这个人生性古怪，与同事们格格不入，脸上表情呆滞，象块石板。他过去是个刑事犯，革命后才出狱，后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内战中表现出色。内战结束后，叶甫多基莫夫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部乌克兰分局负责人。在那里，他曾亲自指挥过几次大围剿，镇压反对苏维埃的叛匪。
遵照斯大林的吩咐，亚果达下达了将麦德维基从列宁格勒调往明斯克，并让叶甫多基莫夫接替他的命令。塞洛夫得如此此后，气愤无比，马上当着麦德维基的面给亚果达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是谁授权不经列宁格勒州委同意就任意调换列宁格勒的负责干部。接着，基洛夫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抗议亚果达这一不能容忍的行为。于是，把麦德维基调离列宁格勒的命令只得推迟执行。
由于委任叶甫多基莫夫到列宁格勒上任的命令触礁，斯大林没办法只得把针对基洛夫的阴谋告诉给亚果达，以求得后者的协助。亚果达立即将自己过去提拔的心腹，如今任麦德维拉的副手的伊万·扎波罗热茨从列宁格勒召到莫斯科。他俩一块去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原想避免与扎波罗热茨见面，但又不可能，因为这个涉及政治局委员的特殊任务，若不由他斯大林亲自交待而仅仅由亚果达布置，扎波罗热茨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就这样，扎波罗热茨带着斯大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宁格勒。
恰在此时，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收到了一份密报，上面揭发了一个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年轻党员。这个尼古拉耶夫不久前被开除出党，因此再也无法找到工作。愤怒和绝望，使他产生了要杀党的监委主席的恶念。十分绝望的尼古拉耶夫认为自己是党内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因此想以杀死监委主席的行动向党表示抗议。
将这一情况密告给“机关”的，是尼古拉耶夫本来的一个朋友：尼古拉耶夫由于不谨慎，曾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当然，这件事不足为奇，而扎波罗热茨对尼古拉耶夫发生了兴趣，这也不足为怪，要知道。扎波罗热茨自从接到莫斯科的任务后，一直忧心忡忡，现在收到这样一个密报，他自然会感兴趣的，并且把尼古拉耶夫的“朋友”请来见面。同他谈过话之后，扎波罗热茨得出一个结论、尼古拉耶夫的扬言不见得只是说说而且。而当“朋友”后来又将尼古拉耶夫的日记偷出来交给扎波罗热茨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更为重要的变化。
日记经过拍照。又重新放回了原来的地方。在这日记里，尼古拉耶夫详细记述了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之如何被无故“清扫”出党，当他要求伸张正义时，又如何受到党内官僚的无情冷遇，如何被工厂解雇，而他的一家——妻子、母亲和两个孩子。又如何沦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中。整本日记充满了对党和国家机关里官僚主义的刻骨仇恨。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获决定亲自出马，与他见面。于是，那个“朋友”又为他和尼古拉耶夫安排了一次“巧遇”。“朋友”报了扎波罗热茨的假名。并说他是他过去的老同事，就这样，“朋友”将扎波罗热茨介绍给了尼古拉耶夫。他们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会就分手了。尼古拉耶夫给扎波罗热茨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朋友”得到了新任务，设法更加接近尼古拉耶夫。不时送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钱，并假装与他志同道合，当然，还必须将他的每一步行动向内务部报告。扎波罗热茨本人则急忙跑到莫斯科去汇报自己的想法，商量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个偶然的机会。在莫斯科，他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莫斯科认为，尼古拉耶夫是实施预定计划的合适人选。这一方案的好处主要在于，尼古拉耶夫是主动萌发暗杀念头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从某个时刻起，他的行动将受到内务部的间接操纵。
扎波罗热茨得到的指令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尽力将尼古拉耶夫的暗杀目标从某个把他开除出党的监委成员身上转向基洛夫。扎波罗热获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尼古拉耶夫的打算已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狂念；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将成为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党内可恶的官僚主义的信号。尼古拉耶夫的“朋友”提醒扎波罗热茨，说尼古拉耶夫正在设法弄来一支手枪。
听了此话，扎波罗热茨假惺惺地向“朋友”表示，他很担心尼古拉耶夫真的去向某个监委成员开枪，因为这种干部显然不会配备贴身警卫。而内务部的打算，是当凶手正企图行刺之际，就将他当场逮捕。要想做到这一点，又不发生流血事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尼古拉耶夫放弃杀害某个微不足道的小官的念头，而蓄谋去杀另一个象基洛夫这样的官员，那样他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基洛夫昼夜都有警卫保护。一旦尼古拉耶夫怀揣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专门等候他的内务部人员就会立即将他逮捕。因此，现在要求“朋友”做的只有一件事：怂恿尼古拉耶夫，让他相信，杀掉一个监委官员产生不了多大的政治影响，而朝一个政治局委员开枪：才能轰动全国。
“朋友”信以为真，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果然上了钩。产生了暗杀基洛夫的念头。现在，要实现预定计划，只剩一个障碍了——差一支手枪。尼古拉耶夫原打算从自己熟识地某个党员身边偷一支，但结果却根本无此必要，因为近来常去帮助、并用钞票接济尼古拉耶夫的“朋友”，又一次帮了他的大忙——成功地为他搞到了一支手枪至此；基本上可以说是万事具备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尼古拉耶大想好了领取斯莫尔尼宫通行证的借口。最后，两位朋友又一起去郊外试过枪。
关键的一天终于到了。尼古拉耶夫手提公文包，来到斯莫尔尼宫，并在卫队办公室领到了通行证。在斯莫尔尼宫主要走廊的入口处，卫兵看了一下通行证，为他放行。但他没走到两步，一名卫兵又叫住他，要他出示公文包里的东西。结果，查出了一支手枪和1 个日记本。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拘留，关进了卫队办公室。仅为未经特许而私藏枪支这一条，就该判处三年徒刑。要是斯劳尔尼宫卫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再看一看那本日记，马上就会明白尼古拉耶夫进入斯莫尔尼宫的真正意图
但仅仅过了两小时，竟出现了奇迹：卫队将手枪和日记本还给了图谋不轨的尼古拉耶夫，并建议他马上离开斯莫尔尼宫。
尼古拉耶夫被此事吓傻了，赶紧跑去找到“朋友”，将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看见尼古拉耶夫在被抓之后还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朋友”也惊讶得怎么也回不过神来。
斯莫尔尼宫发生的一切，真是大出扎波罗热茨的意外。很显然，他没有做到自己该做的一切，以保证尼古拉耶夫顺利靠近基洛夫。而莫斯科还以为，当天就能听到暗杀结果。现在，失败的一切责任，当然应归咎于扎波罗热茨。
他在得到尼古拉耶夫被拘留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斯莫尔尼宫卫队长放掉被拘留者，并归还其公文包、手枪和日记本。他还暗存一线希望，即再次把尼占拉耶夫派往斯莫尔尼宫，当然，这一次得排除一切障碍，但最关键的还取决于尼古拉耶夫以后的表现。
尼古拉耶夫受挫之后，十分沮丧、压抑，虽然“朋友”三番两次地怂恿他再试一次，可他总提不起精神但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过了十来天，尼古拉耶夫又开始谈起再次行刺的打算。他以往的那种自信心又恢复了。“朋友”依照扎波罗热茨的指令，建议他这次在晚间进入斯莫尔尼宫。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晚，尼古拉耶夫再次进人斯莫尔尼宫，而且带着同样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同样的日记本和手枪。这一次，扎波罗热茨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尼古拉耶夫领到通行证后，顺利地从入口处的卫兵中间穿过，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走廊。走廊上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叫鲍利索夫的中年男子。他是基洛夫的私人助手，在斯莫尔尼宫工作人员花名册上，他的名字下注有内务部特别警卫人员这一笔。但他平时的工作却与警卫勤务毫无共同之处。
鲍利索夫刚好把火腿面包和几杯茶摆上托盘，准备送往正在召开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