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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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叶若夫发出的指令，侦讯人员赶紧拟好一篇简短的“讯问笔录”，其中写道：一九三二年间，他伊万诺夫从伊·尼·斯米尔诺夫处得知，托洛茨基已下达暗杀党的领导人的密令。而他，伊万诺夫，则根据这一密令，从被流放的托派分子中挑选了x 某作为前往莫斯科暗杀斯大林的刺客。伊万诺夫读完“供诉”，签过字，然后对叶若夫说，据他的记忆，跟他一起流放的人中，根本就没有这个X 某。对此，叶若夫则缄默不语。
第十三章 莫洛托夫：入狱的边缘
从法庭审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正式速记稿中可以看出，法庭在列数“联合总部”企图谋杀的领导人名单时，根本没提到莫洛托夫，尽管他在国内是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和政府首脑。被告们纷纷承认，他们曾阴谋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可不知为什么，这些“恶毒的阴谋家”偏偏漏掉了莫洛托夫。
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还是审判庭成员，一次也不曾要求被告人就这种奇怪的选择做出解释。既然要暗杀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漏过莫洛托夫呢？“阴谋家们”如此爱护莫洛托夫的生命，只能有一种解释：莫洛托关显然也参加了谋害斯大林的阴谋，尽管尚未被揭露！
但是，在法庭上提这个名字似乎又是犯禁的。无论被告人还是法官和检察长，对此只字不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将会看见。这中间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其实，侦讯工作刚开始时，内务部得到的命令，是必须迫使受审人承认他们企图暗杀斯大林和其余的全部政治局委员。根据这一指令，米隆诺夫就要求赖因霍尔德（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人同意作出诽谤老布尔什维克的假供诉）诬告原反对派领袖企图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等领导人。在苏联，领导人姓名的排列顺序是十分严格的，因为它表示这些领袖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中，莫洛托夫的名字之所以紧挨斯大林，正是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但是，当这一审问笔录被送给斯大林认可时，正如我前面所说，斯大林却亲笔将莫洛托夫的名字划掉了。紧接着，侦讯人员们接到命令，在今后的审讯材料中，不得出现莫洛托夫的名字。
不难想象。这件事，在内务部领导人中间引起了多么大的震动。而且，他们立即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斯大林马上就会下令逮捕莫洛托夫，并把他定为反党阴谋的同伙，推上被告席，去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伴。侦讯人员中甚至已有了传闻，说是莫洛托夫已被软禁在自己家中。大概。除了亚果达，内务部里谁也弄不清莫洛托夫突然失宠的原因。但据当时盛传的消息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发怒，是因为莫洛托夫试图劝他取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卑鄙的审判。
很快，莫洛托夫就到南方休养去了。照内务部头头们看来，这一仓促出游。同样是莫洛托夫已经倒霉的征兆， 预示着这幕戏快收场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有个“习惯”：不直按在工作岗位上消灭或逮捕人民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每当下令逮捕某个战友之前，总是先打发他去外地休养，或通过报纸宜布。某人已接到（或将要接到）新的任命。对斯大林的这一“习惯”，内务部领导层当然比谁都清楚，所以，他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逮捕莫洛托夫的命令。“机关”中几乎没人怀疑。莫洛托夫休假回来所要去的地方。不再是克里姆林宫，而是卢比扬卡内部监狱。
莫洛托夫离开莫斯科前夕，亚果达召见了内务部交通局局长T 某（此人曾是我的部下）。他命令T 某护送莫洛托夫前去休假。并告诫说，这一任务十分微妙。是“主人”亲自下达的。亚果达要T 某以加强对莫洛托夫的警卫为借口，对后者进行昼夜监视，并要采取专门措施，预防莫洛托夫自杀。T 某还得到了专用密码，以便向亚果达汇报莫洛托夫每天的活动和情绪。
斯大林是不能容忍自己的牺牲品逃脱他的报复的，甚至自杀也不行。托姆斯基的自杀，曾使亚果达挨了斯大林一顿臭骂，因为斯大林早已为报复托姆斯基准备了一场审判闹剧。托姆斯基在侦查人员来抓他的最后一刻，及时地将手枪举到了自己的太阳穴上，从而逃脱了魔爪。
往年，莫洛托夫每次外出休假，斯大林都要亲临车站欢送。但是这一次，斯大林却没前往车站。然而，这一“例外”并没使我感到丝毫的奇怪，反倒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大惑不解：莫洛托夫的专车开出后约一小时，亚果达突然命令内务部交通局通过铁路专线给莫洛托夫发去一封电报，说是斯大林曾去车站送行，只是迟到了。还说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吩咐发的。
斯大林分明没去车站送行，为什么要欺骗莫洛托关呢？发这封电报的用意何在？当然。绝不是为了减轻莫洛托夫因隐遁而产生的痛苦，也不是为了表明双方已经和解。如果斯大林真有此意，那他首先就会下令在被告人的供诉中添上莫洛托夫的名字，不再把他打入“另册”，让他享有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同样的“权利”，也就是，承认莫洛托夫也是“阴谋家们”企图谋杀的对象。但斯大林并没下达这一指令。显然，他随后发出的这封电报，仅仅是为了令莫洛托夫宽心，使他不至于冒险自杀，从而也可减轻负责监视莫洛托夫的内务部人员的负担。
所以，虽然有了这封令人宽心的电报，莫洛托夫的处境仍然相当危险。在南方的疗养院里，虽然生活舒适豪华，满园蔷藤争芳斗艳，他却仿佛身在陷阱之中，而且这陷阱随时都有加盖上锁的可能。毋庸置疑，只要“托一季阴谋集团”要暗杀的黑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就一天不得安宁，更何况，那上面没有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只有他一个人。
斯大林让莫洛托夫在这种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状况中受了整整六个星期的折磨，最后才决定“宽恕”他。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用得着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政治局中，几乎全是些文化不高又缺乏教养的平庸之辈，只有莫洛托夫是唯一的例外。莫洛托夫那非凡的工作能力是人尽皆知的。只有他才能使斯大林摆脱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重担。此外，在当时的政治局中，除了斯大林，就只有莫洛托夫才有权称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了，因为在党的前期革命史上，确实留有他的某些纪录。
休假后的莫洛托夫，又回到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岗位上，使内务部头头们大感意外。这意味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重归于好，尽管这很可能仅仅是暂时的。
的确，莫洛托夫虽然回到了原岗位，但他的名字却没能立即回到黑名单上。不过这完全是由于时间来不及了。开庭时间已经一拖再拖，无法再把莫洛托夫的名字加进去，因为这样做意味着重新改写大量审问笔录，还得重新向众多的被告人授意，叫他们编造企图暗杀莫洛托夫的时间、地点。此外，从心理上讲，斯大林也不可能立即恢复对莫洛托夫的好感， 对这种“触犯天条者” ，他总要为他们规定一定的“考验期”，以检验他们悔过的深度和真实性。
这样，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始终无人提及莫洛托夫的名字。就连维辛斯基在总结发言中，也把莫洛托夫从备受赞扬的四位“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中给漏掉了。当时，维辛斯基讲道：“对于所有象爱母亲一样全心全意爱着祖国的人来讲，那些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的名字，是最亲切、贴心和珍贵的，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克利姆·伏罗希洛夫、拉扎尔·莫伊谢也维奇·卡冈诺维奇、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以及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
我们可以看见，维辛斯基没把莫洛托夫列进这份名单，但这绝对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发明”，因为他手中有斯大林私人秘书的专门指示、根据这一指示。莫洛托夫不得进入“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之列。
但后来，在第二三次莫斯科审判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重新获得了斯大林好感的莫洛托夫，根据“主人”的指示，又回到恐怖分子的黑名单之中。现在，法庭上的被告们开始异口同声地承认，他们曾有过谋害莫洛托夫的罪恶念头。更有甚者，这些后来被审判的“阴谋家们”还一口咬定，暗杀莫洛托夫的计划，也是由早在第一次审判时被判决和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拟定的。而当时正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小心翼翼地在供诉中有意地漏掉了莫洛托夫的名字。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要知道，当时斯大林还没拿定处置莫洛托夫的主意：不如把他定为阴谋家们的死对头，还是反过来，打入他们的同伙之列
莫洛托夫的遭遇，其他任何一个失宠于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都可能碰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莫洛托夫已经站在了监牢的门槛上，再有丝毫差错，他就有可能从疗养胜地直接被关入内务部的大狱。如果真那样，被告们就肯定会把他说成是反斯大林阴谋中的一个同伙，而被推上被告席的莫洛托夫，在轮到他讲话时也一定会对此供认不讳。关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要知道，他也有自己的妻子儿女。
第十四章 关键时刻
按照斯大林最早的打算，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至少应该有五十名被告人出庭。可是，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能够出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十六名被告。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答应在法庭上重复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诉。
在这十六个人中，有五个是直接帮助内务部筹备这场审判闹剧的工具。而在这五个帮凶之中，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别尔曼——尤杯等三人是奸细，剩下的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则是“机关”派去执行中央秘令的内应，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被告人。
开庭前的最后一周，全部用于“彩排”：被告们在维辛斯基和内务部侦讯人员导演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自己的角色，并在详尽的提示下，背诵自己的“台词”。
选择合适的公审场所。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为此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得由斯大林亲自主持。亚果达提出了好几个地点、斯大林选中了其中最小的一个——苏维埃宫内的十月礼堂。这个礼堂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个座位，而苏维埃宫中还有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即有名的“圆柱大厅”。更有甚者，斯大林还命令亚果达，在审判大厅里旁听的听众，必须是清一色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任何“局外人”都不得进入，哪怕是中央委员或政府成员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内务部就不仅要保证向法庭提供被告人，而且还得提供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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