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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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克德罗夫形似父亲。但没继承下父亲那令人注目的古怪外貌。他很谨慎，性格内向，始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批判思维的能力，他总是把党和上级所说的一切都当作不可违抗的金科玉律。
索科洛夫很快就被克德罗夫制钢了。他同意为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作证，说打算在红场上举行“五·—”节游行时派学生代表团刺杀斯大林的阴谋属实。
克德罗夫利用了京科罗夫眷恋家庭，害怕株连亲人的弱点，以及他对党纪的笃信。作为一个每天都必须教导学生仇视反对派领袖的历史教员，索科洛夫原则上并不反对在抵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假供诉上签字，何况这还是党中央的需要。实际上，索科洛夫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更容易得救，是在强迫他签字的“认罪书”上签字呢，还是拒绝污蔑自己。
假使索科洛夫相信法庭能公证地审理对他提出的指控，使他免受内务部的栽赃诬陷，那他肯定会表现得十分坚强。但他对法庭毫无指望。作为党的一名老练的宣传家。他很清楚，既然诬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政敌的事件发展得这么快，那么，法庭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做听命于中央的辅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庭还是内务部，都得按同一渠道发出的命令行事。索科洛夫显然别无他法，只有屈服于侦讯人员的压力，无条件地向内务部投降。
克德罗夫还撬开了另外五个犯人的口。谁也弄不清他能够感化受审人的真正秘诀是什么。反正，莫尔恰诺夫很满意他的工作，特别在例行会议上表扬了他，说他是个有本事的侦讯员。
有天晚上，我同鲍里斯·别尔曼去见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正打内务部大楼的一条走廊经过时，突然从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我们见然止步。掀开门一看，见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化学教师涅利多夫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此人是原沙俄驻法大使的孙子。涅利多夫的面孔因恐惧而变了形。侦讯员克德罗夫也正处于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一见到自己的上司别尔曼，克德罗夫赶紧进行解释，说涅利多夫刚刚供认了想杀害斯大林，却又突像翻供。“瞧吧，瞧吧”克德罗夫歇斯底里地嚷道，“瞧吧，瞧吧，他已经写了：‘我承认自己参加过’可突然又停笔了，不愿再写下去。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我要亲手掐死他！”
克德罗夫在上司面前如此不检点，真使我大为吃惊。我诧异地看着他。猛然间，我发现他眼中有一道磷光和闪烁不定的火花，与他发疯的父亲双眼中的一模一样。
“瞧吧！这是他亲自写的”克德罗夫继续嚷道。
克德罗夫的那副模样。仿佛是他因涅利多夫的罪过而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仿佛他才是涅利多夫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我又注视了一下涅利多夫，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一张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文静脸蛋。很明显，克德罗夫把他吓坏了。他陪着负罪的笑脸。喃喃地对克德罗夫说道。“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握住的笔不听使唤。”
别尔曼命令克德罗夫停止审讯，把受审人送回囚室。
进了斯卢茨基的办公室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那里我才知道这样的场面已经屡见不鲜。别尔曼对我和斯卢茨基说．几天前，他和几个干部听到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有疯狂的尖叫声，马上就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克德罗夫失去了理智，杀气腾腾的，正在指责受审人妄图吞下他桌上的墨水瓶。这个受审人是列宁格勒马列主义学院的教授弗里德兰。“我一下子呆住了”，别尔曼讲道，“能看到了那个墨水瓶，菱形的，又大又重，格当于男人的两个拳头‘克德罗夫同志，你不能这样呀，不能说这种话呀！’弗里德兰这样低声嘟哝着，显然被侦讯员吓住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克德罗夫发疯了”，别尔曼继续讲道“假如你们能听听他是怎样审问犯人的，就一定会下决心把他赶出侦讯小组，他的逻辑太混乱，思维太模糊不过话说回来，他在瓦解某些犯人时。的确又比最优秀的侦讯人员来得快。真奇怪，好象他对某些人有一种魔力”
别尔曼还说，在墨水瓶事件后他找过莫尔拾诺夫，请求他别再让克德罗夫作侦讯工作。但莫尔恰诺夫不同意，并说克德罗夫只要还能从犯人口中挤出口供，他就不会辞掉他。
许多对莫斯科审判持批判意见的外国人士都有这样一个猜测：被告之所以认罪，一是因为受了催眠术或特殊的刑的影响。但我从没听侦讯人员们说起过这种事。至少在第一次审判时没动用过这种手段。即使用过。我也一无所知。我确信，克德罗夫具有某种催人入眠的奇异本领。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涅利多夫当时的表现，正好说明他具有这种功能。
克德罗夫最终还是没有征服涅利多夫。与其他被告相比，涅利多夫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出生于一个被革命推翻了的贵族家庭，没入过党，因此没有丝毫“党员的责任感”。任何诡辩也不能说服他，使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跪在党面前。诬陷自己，承认自己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审判的组织者们曾打算制造一种有关托派分子与沙皇大使的子孙，为实现共同的“恐怖纲领”而狼狈为奸的神话，但由于涅利多夫的“冥顽不灵”，这一打算未能得逞。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时，听到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一回头，看见是克德罗夫。他急匆匆地赶上我。白天他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约我见面，但我太忙，没机会与他交谈。现在。克德罗夫追上我后，便向我说，他想与我商量一件很棘手的私事。他认为要商量这件事只能找我，而不能找任何其他人。
事情是这样的。他父母有个朋友。姓伊利英。是个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早在革命前，老克德罗夫夫妇就与伊利英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结成了朋友。过去，伊利英和妻子经常到克德罗夫家喝茶聊天。“前天，也就是星期六，他们还来过我家”，克德罗夫紧张不安地说道。“可昨天他们都被捕了”他望着我，心慌意乱，好象一个癔病患者，在等候医生诊断。
他接着又问道：“您怎么看。我父亲是否该给中央写一份书面报告？我父亲说，他有义务告诉党，说伊利英夫妇作为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老朋友，如今还经常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聊天。”
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到惊奇。那些日子里已经形成一个规矩：“每一个党员在得知自己熟悉的人被捕后，必须不等上级传唤就主动去党的监察委员会交待与被捕者的关系。这样做，才能证明被捕者的朋友对党毫无隐瞒，而且对党忠心耿耿。”
这种主动交待类似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规定的“慈善礼拜”。在慈善礼拜日里，每一个教徒都可以自愿到宗教裁判所去忏悔自己的异端邪念和与异教徒的来往而不会受到惩罚。显而易见，斯大林的新式宗教裁判所里的判官们，跟他们中世纪的老祖宗一样，可以经常从这一仪式中获益，收集到那些已遭迫害的人的黑材料，并发现新出现的异端源。
克德罗夫忐忑不安地等着我的回答。
“您父亲大概没同伊利英夫妇进行过任何反党的谈话吧？”我戒备地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克德多夫十分有把握地说道。
“那我认为他不必写什么报告”我说．“伊利英夫妇还没被开除出党，这就是说，党还是信任他们的。为什么您父母就不应该信任呢？是这回事吧？”
“我非常高兴您有如此高见”克德罗夫故作欣喜地感叹道。“真的，他们不仅同我们，而且还同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利奇一起喝过茶哩。列宁在世时，他们跟列宁也曾一块进过餐！”
第五章 我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吗？
案件审讯工作进展之慢，远远超乎斯大林的预料。内务部的头头们知道，即使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也不能保证马上就能奏效。要磨垮犯人的斗志，往往只有在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疲惫不堪之后才能成功，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斯大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加快审讯速度。叶若夫和亚果达开始彻夜巡视审讯室。他们常常在夜里一时至凌晨五时这段时间里突然出现。他们在每一个审讯室里都要待上大约十五分钟，一声不响地观察审讯员的“工作”。这些夜间巡视，弄得审讯人员们无法安宁，神经始终处于紧张、亢奋的状态之中，迫使他们加倍努力地通宵审问，日以继夜地对犯人进行“加工”。
第一次多少有点意义的进展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个月里有十五个犯人“坦白交待”，其中有将近十个是由莫尔恰诺夫手下的秘密政工局里的工作人员审出来的。这使他找到了理由去指责那些从他局调到他手下的审讯员。他说那些人整夜地和受审人清坐，既没干劲，又不果断。在一次例会上，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夜间巡视时，他碰到从特务局调来的审讯员D 某正伏在桌上睡觉。当时是深夜三时，受审人坐在D某对面，也在打盹。这是严重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很可能给D某带来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犯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越狱而逃。莫尔恰诺夫严厉地批评了D某那样的审讯员，同时不断地表扬本局的工作人员。
其实，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原因很简单。
审讯员D 某是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但在使用讹诈和心理摧残等手段方面缺乏经验。起初．他还默默地听莫尔恰诺夫讲，对他的话不理睬，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起身声明道，在特务局里他成功地审讯过许多案子，而且那些案子的重要性也不亚于莫尔格诺夫的审讯员所审理的案子。况且，全体到会的人都明白莫尔恰诺夫的审讯员取得成功的真实原因。
莫尔恰诺夫被触到了痛处。他问D某这些话是在暗示什么。D某回答道。“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供诉都是你的审讯员弄到的，这没什么了不起，要知道。整个审讯大权掌握在你们局手中，您的人可以挑选那些有子女的犯人来审而交给我们的，都没子女。除此之外，您的人总是先将犯人初审一遍，如果他认罪，就把他留下，如果他顽抗，就交给我们处理”。
这是事实。尽管莫尔格诺夫很不愿意承认。他极力想巴结上司和让手下的干部争光，就按D某刚才说的那样，先就把犯人分类。但D某的话还包含更为深刻的潜台词：老党员的子女可以被审讯人员当作人质，仅此一点就能使最坚强的人屈服。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虽然愿为理想献身，但不愿踩着自己儿女的尸体去死，于是就在暴力下屈服了。
气急败坏的莫东恰诺夫指责D 某企图用污蔑其他工作人员的方法来为自己辩解。他解除了D某的工作。并给人民委员亚果达打了报告，建议将D某关进索洛维茨集中营。因为D某工作不负责任，竟在执行任务时睡大觉。
D某的顶头上司马克·加伊，在亚果达面前为他求情，才使D某免了进集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