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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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组部、高教部及卫生部联合指示精神筹办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从军队及地方在职干部中招收学生，培养卫生行政管理干部。招生对象为年龄在２５岁以下、共产党员和五年以上军龄的优秀卫生干部，通知发到各专区人事与卫生主管部门。那一年，我刚２０岁，其他条件亦符合招生要求，故从军队转业到南通专区等候上医卫生干校入学通知书。
在等通知期间，先到专区卫生科任行政２２级科员工作，其时，军队仍实行“供给制”，地方已改为“包干制”，每月发给我２８元人民币，包括吃饭、穿衣等一切生活费用都在内，缺少不管，多者归己。那时物价便宜，在南通市每月交上六七块钱伙食费便吃得蛮不错了，当然只是吃些猪肉、豆腐和蔬菜之类。
城市里各影剧院对军人实行优先购票，且是票价减半。我转业到了地方虽说享受不到军人半价等优待，由自己掏腰包买全票，但周末看电影或京戏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部队正处在精兵简政，以压缩军费开支时期，苏北军区与南通军分区部队停发了菜金，令部队“生产自给”，即自己种菜、养猪养鸭及捕鱼捉蟹等来养活自己与改善生活。
我当了几年兵，习惯于纪律严明、生活紧张、办事干脆，与人相处坦率而不用心计，刚到地方机关工作感到不习惯，有点适应不了。一般说来，那时地方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要比部队干部高些、知识分子多些，有的说话慢悠悠、文绉绉，比较含蓄，甚至拿腔拿调，显得城府较深，真使人难受。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我那缺心少机、直肠子脾气至今仍改不过来，为此亦吃过不少苦头，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不过，年过花甲的我，无论在大学或其他工作单位还是有些好朋友，因为有人愿意交我这样的朋友，这大概属“鱼找鱼，虾找虾”之列吧。这些都属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没有多久，我们便接到了上医卫生干校的入学通知书，专区卫生科的同事们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中许多人都以羡慕的眼光与我们握手道别。
我们从南通天生港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同行者三人，都是转业军人。我们坐的是三等舱，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棉布中山装。头戴棉军帽，脚穿黑棉布鞋，在上海人的眼里我们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乡巴佬”似的。我虽说是个“老上海”，但离开上海漂泊１４年，如今回到上海来读书，真可说一声：嗬，上海啊，我们久违了！
第二天早晨，轮船将要在外滩码头靠岸的时候，我们急忙从船舱里跑到甲板上面来看热闹。昔日大上海的高楼大厦立刻映入眼帘，依旧矗立在黄浦江西岸，路上行人来去匆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过，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上海，这个曾经称作“冒险家乐园”的东方大都会，如今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了。
登岸后，因不熟悉上海市的环境与交通路线，我们只得叫了两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学校去报到。
刚解放那阵子新旧社会对比明显，共产党和解放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很高，群众的觉悟高，市民拥护人民政权。三轮车夫既不“拒载”，也不“斩客”，价钱公道，将我们顺顺当当地拉了到兴国路。
一路上再也看不到从前那些趾高气扬的外国佬、美国水兵及看大门的“红头阿三”。原来的江西路工部局大楼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底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牌子，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我在上海虽说已是个无家可归者，生我养我的父母早已被日本侵略军害死，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培养我成长的人民和共产党带给我的温暖与阳光。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设在兴国路７２号一座豪华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置信，对我这个曾经是上海街头的流浪儿来说，这一切绝不是梦，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卫生干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系教研组抽调来的优秀教授、讲师与助教，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
在部队里我被人叫了多年“小鬼”，到上医卫生干校后，仍是个小不拉子，“小”字辈的名分看来还得继续下去。来报到的学生中有三四十岁的“老干部”，他们是什么科长、处长，有个别老同志已是副厅长的“大官”。其中不少人已是拖家带口的，还有几位长期患慢性病、经济拮据、家庭生活困难者。那些从北方来的干部对南方的气候、环境及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不习惯。他们吃惯了面食，不喜欢吃大米。这些同学中，后来因未考取大学等原因而陆续退学返原单位工作。当时未经意，后来才发现学生的年龄及职务构成已突破“招生原则”的规定。
开学前，卫生干校对学生进行了注册登记和摸底文化测验，按成绩将同学分成甲乙两个班，规定甲班学生补习文化一年，乙班补习两年，我被分配在甲班，所学课程同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语文五门课。我们的数学课程从高小“四则题”（整数、小数和分数）学起，然后学习代数及几何等。
按学校原先的设想，我们这一届学生，只要毕业考试合格，就可由卫生干校“保送”高等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系就读。可是，就在我们临近1953年暑期毕业考试前，学校接到上级指示：为保证大学教学质量和教学进度的整齐，勿论是军队或地方来的调干生、文化补习班学生，一律要参加暑期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无一例外。据说，高等教育部听取了各大学的汇报，前两年由于调干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入学后功课跟不上教学进度，学习起来相当吃力，不能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步前进，即便是不断地补课与辅导，个别调干生每学期仍有几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弄得教师费力，学生吃力。调干生的心理压力太大，导致一些人吃不好睡不香而得了神经官能症，故有此新规定。
上级要求调干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新规定确有道理，可苦了我们上医卫生于校这一拨儿了。本来，只要干校毕业考试合格便可以直升上一医公共卫生系深造，现在得临时抱佛脚，再补课应付全国统一高考。那时没有走后门这一说，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参加卫生干校毕业考试后，再立刻按全国统考要求补习新课程。
卫生干校的教师们马上忙看赶写新的讲义，还尽力收集解放后恢复高考以来历届高考试题，油印后分发给我们作参考。
当时，像我今天这样年岁的老教授，在那酷暑难当的日子里，教室里不要说空调机，连电风扇都没有。六十多岁的老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辅导学生补课答题。他们满头大汗，站在黑板前，吃着粉笔灰，认真地给我们这批“调干生”，或许该称之为“老学生”补习数理化。
同学对此感激之余，也学习得很艰苦，往往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仍坚守在教室里“拼命”。
学校领导怕我们精神负担过重，再闹出点什么病来，他们常到教室来赶我们回宿舍去睡觉。我们几个年纪轻一些的学生则采取跟领导“打游击”的办法，听说领导要到教室来检查，便急忙躲起来，待“风声”一过再溜进教室去学习。因为宿舍里不仅房间小，而且更加闷热，还怕影响他人睡眠，或被人“揭发”不睡觉挨批评。
卫生干校的领导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后，同意我们这一届干校毕业生，万一考不上大学者，只要本人愿意，可以再补习一年文化，第二年再给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我们听了不胜感动，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并未因此而松懈斗志，而是更加刻苦地参加补习，力争一次成功，就在这一届考上医科大学。
１９５３年，上海夏天的天气热得邪乎，既不刮风，也不下雨，身上衣服总是汗湿的，因为班上还有女同胞，不然我们肯定会光着膀子在教室里“开夜车”。幸好，校园里有一个游泳池，热得实在熬不住了，大部分男同学跳进游泳池里游泳，像我这样在河沟纵横的长江边上长大的乡巴佬，不会蛙泳、蝶泳或自由泳等姿式，但都识水性，能在水里划拉几下不会被淹死。我们一律都是“狗爬式”，在游泳池里嬉水打闹，轻松快活，凉快一阵子，再出来鏊战数理化！卫生干校已经放了暑假，乙班同学大多回家、看电影、逛商场、荡马路，轻松愉快，悠哉游哉。学校为了暑期后招收新生，让甲班同学腾出兴国路宿舍，安排我们住到了东湖路宿舍（东湖电影院隔壁）。另外，在马路对面，曾经是上海市委招待所，现叫“东湖宾馆”的地方借了一间大房子作教室，继续补课一苦斗”。
在这期间，我们学习中遇到一个共同的难题便是数学课程，数学学不好，也就增加了学习物理的难度，特别是力学部分。一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正聚精会神地听孙教授讲过去历届高考数学试题，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写公式，他讲演算题时不只讲的速度快，在黑板上写的速度也快、擦黑板的速度亦不慢，我注意了一下，几乎是写两行就擦掉一行，令听课者目不暇接。我们一会儿抬头注视黑板上的公式变化，一会儿又低头作笔记，真是抬头低头忙得不亦乐乎。突然间，从头顶上发出哐啷啷一声清脆的巨响，好像房顶立刻劈头盖脑塌下来一样。教室里的人惊恐之际不由自主的头颈转向右侧朝窗外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上火光一闪，一个金黄色的大十字架冒出黑烟，顷刻间那个十字架便不见了，令人膛目结舌，老师和伺学都愣在那里过了一会，人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大家静一静，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题目上来：ａ＋ｂ＋c=”孙教授开始讲课，他想把大家的思绪拉回来。
后来，我终于高考“及第”。我们是卫生干校培养的第一期毕业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市文教卫生部门的领导都很重视。1953年临近暑期高考的时候，我们甲班全体同学集合在教室里，静静聆听校领导根据每个人的毕业考分，向大家宣布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名单。我感到荣幸的是本人的名字被列在其中，校领导给我们分发了报考大学的“志愿登记表”。数日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参加全国高考。
那时，高考录取生的名单公布在报纸。分两批发榜，第一批刊登名牌大学（即现在的重点院校）录取的第一志愿学生名单；第二批为被取生。第一批名单发榜时正值头伏、二伏，天气闷热异常，同学们的心更热，人们都满头大汗地跑到学校图书馆去拿报纸，急着按自己填报的志愿寻找学校与专业。别人很快都找到了各自的名字，我却“榜上无名”。我心里着急，不由得有些灰心丧气。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图书馆看报纸，在自己填写志愿的学校栏内逐行仔细地找了一遍又一遍，心急火燎的就是找不到，我失去了信心，一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