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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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美） 王振西主译
第一章 谁在与世界作对，与自己作对
无赖，形容词——不忠，不亲，不恭，不受制约或不负责任，离经叛道，具有变态的野蛮或无法预言的意向。——韦氏百科详解辞典
我们本应像座山巅之城，让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约翰·温思罗普总督
本书故意用了一个挑衅性的书名。我得赶紧声明，我无意将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或其他残暴专制的政权等同看待。我一向乐于认为我国是一个山巅之城，尽管有时候阴天比晴天多了一点。然而，令我烦恼并促使我用这个书名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在内，开始看我们如果不是同萨达姆或其他暴君完全一样，也一定如韦氏百科详解辞典中所说的是一个“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并且具有不可预言的意向”的国家。果然，今天（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星期一）《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导说，世界上许多人认为乔治·Ｗ·布什总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还大。这并不是关于应该如何处理伊拉克的争论最新发展的结果。请看伦敦《卫报》的报导：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如今开始像一个最无赖的国家。布什的美国不领导国际社会，而是一心要与国际社会对抗。它不做阳光灿烂的山巅之城而是一个劲儿地发出民族主义的叫嚣：“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忍着点儿。”这话不是昨天报上写出来的，而是２００１年春天美国拒绝在关于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时说的。
当时我在国外旅行，在一系列旅行中我采访了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现外国正在疏远美国，其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下午３点４５分，当我准备踏上旅途的最后一程时，我听到了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四点钟航班的最后一次广播，于是加快了脚步。这是令人害怕的“红眼”出现以前下午最后一班飞机了。我很累，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不想错过这一航班。于是跑步赶上去，在波音７７７飞机正要关机舱门时挤进了飞机。在旅行中我到了东京、新加坡、雅加达和檀香山等地，参加了一些有关全球化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研讨会，并进行了一些采访。作为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我有时候驻在国外，当从报刊上读到和听到说美国与其长期盟国的隔阂日益加大时，不由得忧心忡忡。
这次旅行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担心。美国的形象在外国人眼里越来越丑恶。在亚洲，如同过去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我听到对美国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对美国的恐惧，美国既不履行它自己公开声明的主张，又与其他国家闹别扭。最近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加速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宣布中国是“战略对手”，这一切行动引起了人们对新冷战的担心。不仅如此，美国宣传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在许多亚洲人看来并不能对付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金融危机。当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遭到灾难时，美国的资金和银行毫不受损失地逃避了。有的人甚至开始认为全球化就是新形式的帝国主义。我还听到人们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其证据就是美国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和友好国家几乎全都通过的情况下，反对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
在赶回家的路上，我陷入了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批评的深思。现在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将显著促进对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行为问题的思考。就在我坐的飞机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有两个来美国访问的普通人穆罕默德·阿塔和阿布杜勒·阿齐兹·奥马里从波士顿市米尔纳饭店出发，开车前往缅因州波特兰市南部的康福特假日旅馆。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号召对奥萨马·本·拉丹和一个名叫“基地”的组织采取军事行动和侦察行动的国家安全指令正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办公桌上，等待总统批准。我于９月１１日凌晨零点３０分左右到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后，立即驾车回家。这时阿塔、奥马里和他们的哥儿们还在睡大觉。
大约在上午９点１５分，我抓起了正在响铃的电话，心想这是我的助手索尼亚·哈里森来电话告诉我，她已经为我预约了上午看病的医生。不错，是索尼亚，但她来电话不是因为医生的事。她急促地命令说：“快打开你的电视机”。看到突如其来的惊恐场面之后，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心想我精神错乱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受攻击后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乔治·Ｗ·布什总统被问到：“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问题中的“他们”指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人们所谓的“无赖国家”和布什后来所说的“邪恶轴心”。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却来自不同的更重要和更多的“他们”，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不是对我国的憎恨，而是对我国的热爱。俄罗斯（我们长期的冷战对手）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个打电话给白宫。他之后紧接着是中国（另一个与美国关系长期不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很快飞往纽约，他是观察“零地带”（即灾难现场）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此后，还有许多人来，当然他们是奉命行事，甚至可能是故作外交姿态。但是，不能否认全球广大人民表达同情的诚意。从伦敦到莫斯科，到新加坡，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都淹没在人们献的鲜花丛中。在巴黎，沿塞纳河悬挂的法国国旗均降了半旗。“世界报”以横贯全版的大字标题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
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这种攻击都不会引发出如此巨大的感伤情绪。仿佛全世界都像美国人一样感受到了同样的无辜损失。尽管存在我所听到的各种批评，世界人民仍然把美国看作是“山巅之城”，而且所有“眼睛”都望着它，因为它有潜力，如果它愿意，它就能像在历史上所表现的那样，能够保证希望战胜畏惧。看来，如果世界人民渴望安全，至少这个国家是安全的，它不怕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兴风作浪的恶人。所以全世界人民愿意与美国人一道哀悼，并下决心不让这种灾难重演。这是对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不幸的慰藉，它为美国及其友好国家消除过去的吹毛求疵、猜疑和不愉快提供了机会，用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圣经上的话说，大家“机缘相投”，步调一致，共同创建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一年半以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伊拉克没有完全履行联合国１４４１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和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该决议要求伊拉克交出证据，并不是要求联合国核查人员走遍伊拉克沙漠去寻找证据。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要求安理会为维护自己的信誉，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与联合国合作，否则其政权将被摧毁。
在鲍威尔发言之后，法国外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接着发言，他要求派更多的核查人员，并给他们更长的时间去沙漠中搜寻证据。在一片实际上是空前没有先例的并严格禁止的情感宣泄中，观察员席上为德维尔潘热烈鼓掌。那个周末，全世界有几百万人游行示威，反对战争和美国，他们打出的横幅标语将美国称为无赖国家。这样一来，出现新开端的机会眼看着付之东流了。美国与别国不是“机缘相投”，而是越来越疏远了，我们被别国怀疑，我们也怀疑别国。我们在与世界闹别扭，也与我们自己闹别扭。
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国与盟国最新的争论是伊拉克问题，但疏远美国的根源则更深远，在萨达姆下台后还将延续很长时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试图向困惑而受伤害的美国人说明，为什么全世界好像转而反对美国，同时也向外国人说明，他们经常是怎样误解美国的良好动机的。当我冷静地评论美国时，并不打算刺痛它。我在亚洲度过了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可能比布什总统还厌恶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我不是法国社会党人，也不是没有改造的上世纪60年代不吃不喝的美国花孩（嬉皮士的一种，常戴花，象征爱——译者著）。事实上，我是一个不适于写出本书的人。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保守僵硬的共和党人和超爱国主义者的反基督教家庭。中学毕业后上了斯沃思摩尔学院，为对付校园里势力很大的自由派（有人称其为准左倾分子）观念，我加入了学院的保守派俱乐部，后来去日本留学，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做一名外交官。我曾志愿报名去越南工作，但却被派往荷兰，在美国驻海牙的大使馆里任负责维护美国越南政策的官员，我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甚至在其他许多保守派人士停止支持后，我还继续长时间地支持它。接下来我先后在数个跨国公司中工作，以商人身份住在布鲁塞尔和东京，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１９８１年，我参加了里根政府，最后成了商业部长的顾问，在这个岗位上我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与日本签订了数起商务合同，此外还参加了各种其他的国际贸易谈判，期间获得了“贸易之鹰”的美名。后来，我创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或者叫“思想库”，专门研究全球性问题。
正是这些外事工作经验和研究工作使我对我国的前途深为忧虑。有时候，我不相信美国是魔鬼或者如同萨达姆一样的无赖。美国好像是一股“恶浪”，它是一股逆潮流而动的强水流，使水手们惊慌失措，遭受想像不到的破坏。美国是个巨大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对待别的国家向来是交替使用慷慨支援与冷漠相处这两种手段。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时，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主导下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令人不快的行为。我担心在美国和其友好国家之间横亘着的危险鸿沟正在扩大，因为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担心和看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同时又认识不到我们有些行为在蔑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就在现在，我们常常把对美国政策的批评看成是由于忌妒我们的成功和强大以及反美成癖的缘故。这肯定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全部。也许我们还应当看看我们是如何处理一些重要事件的，看看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理解和体现我们的价值观的。
在许多主要的担心中首先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世界将之看作是美国特色的“温和帝国主义”。与之相连的是全球化即美国化问题，无论人们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能源使用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两个相关的问题，各国对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能源利用尤其是美国对外国原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从而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还有，美国对主权、行动自由和军事优势的看法，同样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诚然，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