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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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体遗物后，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古方面提交的《安葬纪要》，我方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许大使发言后，蒙古方面建议休会10分时。10分钟以后，蒙方人员迟迟不来复会。在等待时，收听到外电报道，称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许大使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可能与这架飞机失事有关，这更使他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到邮电局去了，可能是向其上级请示。　
　　中方人员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于是许大使让孙一先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上午10时15分复会，桑加上校答复我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逐条驳回。对第一点，他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航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对第二点，他认为，“如果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民航’二字的机翼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　
　　关于第三点，他说，“因为死者外穿军装，所以他们是军事人员这一段还应保留下来”。　
　　高陶布司长看到局面有点僵，便出来缓和气氛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这个问题才谈了两三次，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实事求是、相互谅解和友好协商，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接着他着重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中方大使于9月14日晚8时半，根据政府指示，就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原因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他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这一点应写在纪要上。　
　　第二，失事飞机很明显写着“中国民航256号”字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方提出这一点应当写进纪要。　
　　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安葬纪要》。高陶布司长首先说，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上级。现接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便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同意，并说服对方要正视现实，把失事的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具体讲清楚。至于飞机上的人员，中方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把这两种人都写进去。　
　　桑加接着发言，表示可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飞机”，但仍坚持机上人员是军事人员。　
　　许大使随即表示，这一修改同我们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但仍希望写明是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既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他解释说，那个女的就不是军事人员，现场有她的一双白皮鞋。　
　　高陶布争辩说，虽然机翼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但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民航飞机。失事人员带的证件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至于那双白皮鞋，也没有穿在那个妇女的脚上，不一定是属于她的。　
　　许大使说，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象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次要问题上争执。　
　　孙一先插话说，我在蒙古工作多年，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假如蒙古的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他国便以此来否认这是蒙古的民航飞机，你们能同意吗？　
　　许大使接着说，况且现场的那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说明他不是现役军人。高陶布又打断许大使的话说，他的皮夹克里面有军服，腰带也是军人腰带，不能以此作为非军人的证据。桑加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大使说，如果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桑加便以现场有手枪为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许大使进行了反驳，并表示我们不怕承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要尊重事实。双方唇枪舌剑有些紧张。高陶布又宣布休会五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稿子还可以修改。桑加接着宣布他们修改后的《安葬纪要》序言：“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虽然把“军事人员”改为“公民”，但仍称是军人驾机，未写上“中国民航”这四个关键的字样。谈判再度僵持。　
　　蒙方表示，为了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字记录，如果中方不同意，那么蒙方单方面在文件上签字，他们签字时，欢迎中方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蒙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并表明态度：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中方人员回到使馆，立刻写出飞机失事、现场视察、安葬尸体和会谈情况四个报告。9月20日，孙一先登上中苏国际列车，21日下午3时抵达北京。　
　　当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符浩走上去迎接他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张望，寻找他的亲友。　
　　更使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同他一起吃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　
4．6　飞机失事真相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外界猜测纷纭，流言四起。有的称飞机是被导弹击落，有的说飞机上发生过搏斗，等等。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　
　　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　
　　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称，9月13日凌晨2时，肯特省依德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为50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　
　　使馆在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什么说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降落呢？　
　　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飞机本来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逃窜，而降落方向却是掉头由北向南。降落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条件较好。　
　　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从飞机机翼残骸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这种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旋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　
　　起落架轮廊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这说明驾驶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有30米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机上掉下的第一批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再次，机上人员似都做了降落的准备。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这是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而作的准备。　
　　飞机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是降落的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完，造成着陆速度过大。从残骸照片着，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　
　　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使员完成，但该机因仓皇逃窜，未上副驾驶员。其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这种结构不利于野外降落。它的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在未放起落架着陆时，极易形成机翼、机腹同时着地，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　
　　从飞机残骸照片和步测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陆地点仅160米，整个机翼也在180米处折断。再次，降落地虽是地势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残骸散布面积长约800米，宽为50米至200米，呈狭长梯形。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着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飞机被迫在野外降落的主要原因是燃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根据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在坠毁前，油箱中只剩下2．5吨左右的燃料，而其中一部分油还抽不上来，不能使用。　
　　这么点油在低空飞行时，最多还能再飞20多分钟。加上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断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这也促使他不得不作野外降落。当时，飞机距温都尔汗只有70公里，如果飞行员知道飞机的位置，去温都尔汗降落的油是够的。　
　　是否象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九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　
　　几具尸体部位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　
　　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　
4．7　历史的佐证
　　1971年10月初，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总理讲到林彪坐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坐机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