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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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
也不允许警卫员、通讯员过多照顾，因此孩子们经常留在后方，和一般干部的孩子一样，艰苦朴素，自立生活。
1946年，刘伯承把儿子太行从延安接到前线。一天晚饭后，父子俩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兴地问：
“太行长得这么大了，上学了吗？”
“还没有，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不太好。”沉吟了一会，刘伯承又问：“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学校怎样？”
“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队伍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们习惯不太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赖着不肯去，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任白戈说。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对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有一些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第一，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脑子里反映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纯洁是有害处的；第二，在地方学校读书，可以多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一生。”
刘伯承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国以后，他的几个儿女都在普通学校读书，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员。国家配给他的特殊待遇，他决不允许孩子享用，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妈妈。
刘帅的六个子女都在单位和职工们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来看望父母。太行是刘帅的长子，他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肖玉兰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队医院工作，上下班来回得三个多小时，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领导也有难处，肖玉兰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对孩子的学习、工作也要求很严。有一次，儿子刘蒙和父亲谈起学外语，说是记了二、三千个单词，但还是把句子翻错。刘伯承耐心地给刘蒙讲解学习语言的规律，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钱。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你是提它们不起的。”他还详细讲了动词的用法，找到动词的准确含义后再去翻译。这样就不会错。后来，刘伯承还专门给刘蒙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刘蒙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果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次，刘太行病了，想休息几个月。此时，领导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没有请假。回家后，父亲问他为什么没上班，他照实说了。父亲问：“请假了没有？”
太行说：“没关系，局势这样乱，领导也不管事了。”刘伯承又问太行：“你们领导被撤了吗？”太行说：“没有。”刘伯承听后严肃地批评太行说：“既然你们领导没有撤，党还是把你们交给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领导请假，要遵守纪律。”
刘帅夫妇爱子心切，但教子有方，从不娇惯溺爱孩子。他们的六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解先、雁翎是医生。长子太行是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二儿子刘蒙在军事机关当参谋，他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并同他人一起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刘伯承青年时代》。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做技术工作。二女儿刘密群也是空军司令部的技术干部，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立功受奖，曾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并光荣的出席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刘伯承元帅几个子女的身上，不难看到帅门家风的可贵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1 徐帅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
1．1 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