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商人黄楚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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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小财的人。
做交易所，全看手上有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你调度。或吃进，或抛出，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直至左右行情，操纵市面，都是大户在那里显威、斗法。而大户的标志就是投放的资金多，买卖的数额大。
黄楚九应该是公认的大户，交易所的主宰，但他却时常为“头寸”的短缺而苦恼。几家企业能供他支配的款项，放到交易所的风浪中，仅能溅起一点水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最好有一二家银行做后台。可是，又有哪家银行肯放这个交情，你黄先生要多少，我们就贷多少呢！
黄楚九这一点是有自知之明的。当时他在上海的西药业中虽然已很兜得转，在商界也可以算是一号人物了，但银行界的那个圈子，他还没有跨进门槛。银行界自有银行界的“规范”。不说官办的，就是商办的、已经做出了牌子的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主要负责人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陈光甫，他怎么会轻易相信你这个江湖郎中出身的黄楚九呢！你黄楚九的生意做得再多，广告做得再大，银行只死抱住一条，你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你要来开户，自当欢迎；稍微透支一点，也可以通融。但大笔款项的借贷，就要提供银行认可的担保，否则免开尊口。
这在黄楚九看来，是太受牵制的事情。在“头寸”上不能由着自己呼风唤雨，往往就要错失证券市场上时时变化的良机！
还是爽快一点，自己开银行。
开银行早就是黄楚九想要染指的事业。现在可算是适逢其会，先开交易所，后开银行，势在必然，顺理成章
三六、拉拢小客户
在二十年代初，上海的钱庄业大为兴盛，这是因为开钱庄并不需要巨额的资本，有五六万两银子就可开一爿，多的也不过十来万。银行的级别虽然比钱庄高，但有二十万元左右也可以把架子搭起来了。二十万元在当时的黄楚九来说，随便从哪里调用一下，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银行就开在“大世界”沿爱多亚路一侧的底层，隔壁就是“共舞台”，取名为“上海日夜银行”。
这一来，可以和“夜市交易所”配套运行了。交易所晚上开拍做生意，银行则从早到晚都开门营业，相互呼应。交易所每成交一笔买卖，其交割收付事宜，都由银行代理。这就造成了一种表面现象，这边“大世界”底下的交易所，那边“大世界”底下的“日夜银行”，从早上太阳出到晚上电灯亮，都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再加上“大世界”里面笙歌喧天，灯光璀璨，这一切都显示了黄楚九这人的魄力和精力，白天和黑夜好像都抓在他手里，分分秒秒的时间都在他的算计之内，都是可以赚钱的机会。
对黄楚九最抱有希望的该是“日夜银行”一批小额存户了。黄楚九知道自己这家银行，大客户恐怕是吸引不了的，只有多多争取小客户，把他们零零星星的小钱紧拢来，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目。这是那些自认高身价的大银行不屑为之的生意源和判别真假的标准。认为神、灵魂也由原子构成，神根本，而“日夜银行”偏偏乐意为之，便是化劣势为优势。黄楚九回顾自己到上海闯荡天下的历史，深信这一招是屡建奇功，不会有错的。
“日夜银行”拉拢小客户的手段就是两条：一，利息比别的银行高；二，存款金额不论多少，少到一块钱也可以开户。银行大门又是整天都开着的，你想什么时候去存款或提款，就什么时候去，非常方便。这就大大地引诱了一批劳苦大众如拉黄包车的、拉塌车的、摆小摊头的，乃至在人家帮佣的“娘姨”、“大姐”、“阿妈”等，她们终年辛勤所得，又省吃俭用，手上积攒了几个钱，存到大银行去不够资格，因为数目太小，现在有黄楚九先生开的银行代为保管，还有利息可拿，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更有一帮“做夜生活”的人，如“大世界”附近陆续开了好几家赌台，有人当晚交了好运，赢了一笔，一时花不掉，便存到“日夜银行”里，预备明天再赌。还有在么二堂子（低级妓院）里卖身的妓女，在马路上拉客的“野雉”，以及其他利用夜晚赚“黑钱”的人，都把“日夜银行”当作他们的“保险库”，争先恐后地把钱存了进来。不过后来银行倒闭，也数他们闹得最凶
三七、一幅山水画
黄楚九还动员他名下所有企业的职工到“日夜银行”来存钱，特别是开张的头两天，“请务必赏脸，来捧捧我黄某人的场”。老板这一发话，做伙计的敢不谨遵台命，又以“大世界”的职工最为积极。连带地，在“大世界”里唱戏的艺人也纷纷响应。说苏州弹词的吴玉荪就存了二百元，算是大户了。存得最多的据说是苏滩皇后王美玉，有二千元之巨，而且始终没有提取过。她非常相信黄楚九，在银行发生挤兑危机的时候，她也不来雪上加霜；黄楚九死后，数她哭得最为伤心。
且说“日夜银行”开张的那一天，门前果然车马喧哗，人头攒动，着实呈现出一番热闹景象。人群中还有黄楚九特意布置的“活广告”，专门来为“日夜银行”树立口碑的。他给小儿子黄充中和外孙臧寿祺每人一块钱，叫他们到银行来存进去，但过不多久，便来提取；一会儿再来存，一会儿又来取，进进出出，十分自由，银行里的办事员竟一点不怕麻烦，还对他们十分客气。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看在眼里，越发觉得“日夜银行”的信用，是无可怀疑的了。
黄楚九不免有点志得意满，看样子，将来自己列名于海上银行家的阶层，也是指日可待的。
黄楚九这一阵另外还有一桩得意的事情就是他的新居落成了。新居位于爱多亚路龙门路口，就是现在上海音乐厅的对面。一幢“中式为体，西式为用”的房子。在兴建延安东路高架以前，人们还可以看得见这幢房子，已为一所学校所征用生了美国库恩（ThomasKuhn，1922—）的科学范式观、英，隔壁是公交公司出售月票的地方，现在已经拆掉了。
这幢房子且不要说与现在造的高楼、别墅相比，就是与后来上海住宅区的一些花园洋房比，也显得有点不中不西，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风格。但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却也是颇有名气的一幢“豪宅”。
大门造得很是宽阔厚实。从大门口张望进去，是一个很大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当中是客厅，开间都很大，门窗玻璃都是车边的。据说大厅可摆一二十桌酒席，当年主人是经常在家宴客的。
房子的落成，正好是黄楚九五十大寿的前夕。他把这幢房子命名为“知足庐”，以表明他从一个余姚乡下的小后生，到上海来原不过是碰碰运气的，不想竟成了一位大老板洛学以北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学派。因二程为河南洛，人生至此，还有何求，应该知足了。“知足常乐”，黄楚九也老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
在“知足庐”的大厅上，还挂着一幅山水中堂，画中，在一条山路上，前面是个骑马的，当中是个骑驴的，后面是个推车的
三八、章太炎的字
画上还有一首诗：“他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余。”
这其实是个早已在民间流传的“寓言”。“推车汉”一说是“挑脚汉”，就是“挑夫”。
这幅中堂是黄楚九特地请人画的，还是人家画了有意送给黄楚九的，现在弄不清。但黄楚九能够把它挂出来，公之于众，也是意在自我标榜：我黄某人是颇知进退的，你们不要老是在背后议论我，说我的不是。
但黄楚九至死也没有知足的时候。他的后人也这样认为：先祖当年怎么肯安于“骑驴”呢，他是要“骑马”的，后来连骑马也觉得不过瘾，竟要驾车飞奔，终于翻车。
此刻新居落成之际，同时已有危机连连向黄楚九发出警告，一是在1921年上海发生了信交风浪，交易所接二连三地在倒闭，黄楚九的“夜市物券交易所”也难以支撑了。二是“日夜银行”的头寸短缺，黄楚九移东补西，煞是苦恼。
表面上可一点不能露出马脚来，而且还要借机向外炫耀他黄楚九的殷实富有。当时，上海人确实也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果买了房子，进一步再造了房子，肯定混得可以，发了大财。人家无形中就对你增加了信任感，跟你合作做生意是比较放心的。
黄楚九向外炫耀的是他的收藏，单是大门口两边各放着一棵的珊瑚树，每棵就有一米高。还有字画。而字画中黄楚九最引为骄傲的是章太炎写的那一幅。章太炎给人写字，上款向来不写“某某先生”或“某某仁兄”之类，只写“书赠某某”，做出规矩，从不破例。
但章太炎和黄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医生是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好朋友。章太炎在日本办《民报》，臧伯庸当过发行员，朝夕相见，彼此之间，渐渐地可以不拘礼节了。据说章太炎不大喜欢洗澡，臧伯庸则和其他几个好朋友，准备好了浴盆和热水，硬逼着章太炎入浴。章太炎只好听任摆布。心中虽然不乐，但逢到子女生病，又不得不央求臧伯庸。臧伯庸悉心诊治，药到病除，章太炎又是很感激的。
黄楚九知道大女婿和章太炎有这样的交情，便要他去求一幅字，最好能有上款。臧伯庸面有难色，支支吾吾的，不想去碰那个钉子。黄楚九想了一想，对女婿说，这样吧，你见太炎先生，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就说有个“楚公”慕名求书，润金再丰厚一些，也许太炎先生能够答应。
臧伯庸没法再推托了，只好领命而去。见了章太炎，把丈人嘱咐的话说了。不想章太炎居然不加思索，写了字后，又信笔写下“书赠楚公”四字
三九、从小爱练字
臧伯庸不禁大喜过望，拿到“知足庐”向丈人交差，黄楚九更是开心得不得了，以后逢人就说：“太炎先生竟然称我为公，实在不敢当。”谁又知道是黄楚九本人耍弄的一个噱头呢。
后来章太炎也为臧伯庸写了一幅字，上款署“伯庸仁兄”。臧伯庸如获至宝，特地配了红木镜框，悬于诊所的墙壁上，直到六十年代才取下。“文革”中被抄家后，这幅字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黄楚九收藏的字画中，最多的还是折扇，其中有一百多把扇面的书画，都出于明清两代著名的书画家之手。每把扇子的扇骨质料、雕刻，无一相同，极为珍贵。这一百多把扇子的原主人是浙江湖州的一位老乡绅，因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便携了扇子到上海求售。先找到丁福保，要价是每把二百大洋。丁福保沉吟半晌，对他说：“你有没有门路找到黄楚九，他出的价钱可能还更多一些。”
老乡绅东打听，西问讯，果然见到了黄楚九，捧出扇子，听凭挑选。黄楚九只看了两把识）和绝对精神（绝对意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哲，一把有翁同写的字，一把有石涛的画，就立即拍板，“好，我全要了。”随即从“日夜银行”提了一笔款子给老乡绅，数目究竟是多少弄不清，反正每把绝对超过二百元了。老乡绅欣喜不已，以后逢人便夸黄楚九为人不但慷慨大方，而且是个有鉴赏力的行家。
有人不免怀疑，黄楚九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学问？应该说，他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也粗通文墨，尤其喜欢练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