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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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尝失落

　　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城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南昌城内一片沸腾，各界群众数万人召开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和久盼的解放。1927年8月3日的江西《工商报》登载当时的盛况称：　“兹悉革命委员会委员即遵于本（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会场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的旗帜，且成立了包括宋庆龄、张发奎、邓演达等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丝毫没能减轻严重的军事局面。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刘伯承：　《南昌暴动始末记》，《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为了保存起义之后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中篇

　　一　重尝失落

　　8月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从此，起义部队走上了一条凶多吉少的征途。

　　或许已经意识到前途多舛，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军，带走4500人，军心开始动摇。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投奔了唐生智。

　　由于起义军仓促南下，没来得及整顿，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加之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很多；而且参加起义的部队大部分并不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这样，在自然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个别脱离部队或整团整营离开部队的情况时有发生。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3天后，继续南进，于8月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1700余人。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9月上旬，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进到长汀。稍作休整后，经上杭进入广东，于9月23日进占潮安、汕头，第二十五师进占大埔三河坝。

　　还在南昌起义后不久，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并指定了南方局的分工：　以张国焘为书记，委员有周恩来、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192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南方局。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与敌激战，损失2000余人，遂撤出战斗。

　　10月初，起义部队在敌人围攻下遭严重损失，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约1200余人转入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另一小部分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强敌攻击下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张国焘和起义的部分领导人取道香港返回上海，时间约为1927年10月中旬。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据他自己说，是度过了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除了偶尔有几个熟人去拜访外，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工作。这一段时日对他来说真是苦闷难耐，度日如年。

　　造成张国焘这种严重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与“八七”会议后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瞿秋白不和可能是主要原因。

　　据现有资料证明，他们二人的不和发端于五人常委时期。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天，瞿秋白即陪鲍罗廷离开武汉去了江西庐山。从庐山回到武汉后，瞿秋白即开始参加常委工作，并筹备“八七”会议。他当时不是常委成员，为什么能够参加常委工作，并且在“八七”会议上代表常委作报告呢？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瞿秋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已被俄国人指定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领袖。瞿秋白陪鲍罗廷呆在庐山，无异于呆在近水楼台，他是被选定的人物。〔美〕丹尼尔？雅各布斯：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我们无法确定上述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可以肯定，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确实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任免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

　　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会谈的内幕至今无人知晓。张国焘回忆说：　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瞿秋白告诉他，鲍罗廷希望他们俩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理论的研究，张国焘则主持实际工作。

　　对于这种平分秋色的安排，张国焘多少有些不满，认为这是在削弱他的权力。由于心理上的不满，张国焘对瞿秋白迎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做法也甚为反感。

　　张国焘回忆说，瞿秋白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经过与鲍罗廷冷静地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4页。





　　我们无法确定张国焘对此事的回忆是否有误，但瞿秋白很快得到罗明纳兹的赏识却是事实。当张国焘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去了南昌之后，瞿秋白实际上便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八七”紧急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等人主持下开得颇为顺利。这一方面得益于瞿秋白早些时候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系统批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共产国际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领导层的决心。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始终是个“中心人物”，他在纠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右倾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方针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产国际的和他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带到了中共党内，为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开了中共对犯错误的同志在组织上进行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先河。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发给他让他阅读，用张国焘的话说，他是“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张国焘跟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随着陈独秀、彭述之的停职，原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张国焘无形中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自从罗明纳兹到中国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下降，加之他对罗明纳兹的意见不能苟同，还有追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策略错误和为陈独秀鸣不平的要求，这自然为瞿秋白和罗明纳兹所不悦。

　　到上海后，张国焘对于党内正在增长着的“左”的错误逐渐看得越来越清楚，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担心再次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张国焘这种担心或者说投机心理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他已经从“八七”会议的文件中看到了惩办主义的苗头。这一点当时中共党内其他人也有感触，周恩来就认为：　“‘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不仅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而且还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

　　“八七”会议兴起的惩办主义之风，使自以为是的张国焘也心有惧意。还在刚到汕头时，他就向中共中央报告：　“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也许张国焘认为一方面积极要求处分，一方面对现中央领导的工作保持缄默，就会侥幸免受处分。但他估计错了。

　　11月6日，张国焘在《中央通讯》第7期看到张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立即意识到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一个信号，如果不予理睬，定会使他陷入困境。于是，11月8日，他给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希图澄清自己。

　　张国焘为什么对张太雷的报告如此敏感呢？

　　原来，张太雷在报告中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说：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355页。

　　张国焘深知，如果中央临时政治局接受了张太雷的建议，那么他必然会受到处分。所以，他才决定给中央写信为自己辩护。

　　张国焘在信中首先说明张太雷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因此有根据事实慎重申明之必要，然后详细叙述了南昌起义前的7月26日会议及自己去九江、南昌的经过。对于他是不是“假传圣旨”，他这样写道：　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纳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　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张国焘从会议讨论的情况分析，认为大家总的倾向是：　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