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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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




　　上篇

　　一　官绅子弟

　　189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关于张国焘的出生时间，于吉楠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一书写为“1897年11月26日”。但据新修的《张氏以灵公族谱》记载，张国焘生于“清光绪丁酉1897年十月二十日”。对照新编万年历，旧历1897年十月二十日当为公历1897年11月14日。，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　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区金山乡山明村。

　　青年时期的张国焘

　　上栗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为萍乡北边的中心市镇，距萍乡市约40公里，与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为邻，相距不过10公里左右。由于地处湘赣交界地区，上栗虽然是一个山区市镇，在当时仍不失为一个比较繁荣的贸易中心。而且，连绵起伏、逶迤不绝的山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故与附近的其他市镇相比，此地的采矿业、造纸业和织布业在明末清初已经相当发达。

　　或许正是由于上栗优越的地理环境，才吸引了张国焘的祖先。清朝初年，张氏家族第155代——集翰公即由广西迁到此地。关于张国焘的祖籍及迁至上栗的时间，通常的说法是江西吉水，明末清初迁到上栗。但据《张氏以灵公族谱》记载：　集翰公为以灵第五子，系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由广西迁来。

　　张氏家族据《张氏以灵公族谱》载：　集翰公字派为：　“集俊廷学士，承恩觐国光，人才其蔚启，锦润济明良，林萍根源贻，金钰先绪长，建新扬高晶，历代定兴邦。”可见到张国焘这一辈，张氏家族在萍乡已是第九代了。迁到萍乡上栗的一支，凭借当地的自然优势和勤俭精明的持家之道，开始逐渐发达起来。到了张国焘祖父一辈，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人丁兴旺、理财有方、殷实富足的大户。

　　优越的家境使得张家子弟有条件涉足诗文。张国焘回忆说：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指有官职。。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花钱买到的官。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为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与恩贡、副贡、岁贡、优贡共称五贡）。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期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两名，州县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朝考合格后，可任京官、知县或教职。（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页。

　　张国焘的父亲名觐珖，字鹏霄，生于1875年。据《昭萍志略？人物志》载：　“张鹏霄，号劼庄，县试冠军，附邑学籍。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考取法官，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嗣考取县知事，在任三年，政平讼理。建设方面，如学校、桑林、平民工厂、罪犯习艺所、海塘圩堤及城乡学校次第举行。考绩获得全牌单鹤章。嗣解职回籍，历任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洁己奉公为宁，兼优工书，乞求者众，从不应以苟简。年六十卒，著有诗文等梓。”张国焘的母亲，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刘廷汲的次女，生于1866年。她识文断字，为张家生有二女四子。张国焘为长子。

　　与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交加、艰难竭蹶境况中的孩子不同，张国焘的幼年是在无忧无虑中愉快地度过的。然而，封建大家庭中的成员们出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欲望，这种心理氛围也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结果塑造了一个有着十分鲜明个性的人：　聪慧上进，却又骄横自满；思想活跃，却又易走极端；处事果断，却又缺乏深思熟虑。这些性格中的优缺点注定了张国焘的一生将在动荡和坎坷中度过。





　　张国焘有三个弟弟，大弟张国燕，早年病逝。二弟张国庶，生于1905年，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化名周之德。1930年5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在南昌被捕，当时南昌警备司令张辉瓒亲自派员审讯，张国庶受尽酷刑后被绞杀，尸体抛入赣江，年仅26岁。同时牺牲的还有他的爱人晏碧芳。他们留有一子，叫张光怡，1948年迁往台湾。1986年中共江西省委追认张国庶为革命烈士。张国焘的三弟张国杰，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脱离组织，回家挑起家庭重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深受村人的尊敬。他的家训是：　多做少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我没有光辉的历史，只有安稳踏实的农家生活。”张国杰有三子一女。他的儿子们这样评价父辈所走过的不同的人生道路：　“时势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二伯国庶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1994年1月31日《文汇报》。

　　张国焘的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灭亡、共和民国初创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思变。

　　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到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到了衰败不堪的地步。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从中国攫取各种特权和利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实权。腐败的清王朝，对外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对内却横暴无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起义。大清帝国已经国力衰微，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历史的发展注定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这样，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便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高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组织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从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1906年冬，还处在童年时代、对世事变化尚懵懵懂懂的张国焘，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他的家乡忽然爆发了反清的洪江会起义。张国焘当时年仅九岁，耳闻目睹了洪江会造反和这次造反失败后绿勇清朝的绿营军。因每个士兵身穿一件绿色号褂，背上有一个大大的“勇”字而得名。捉拿、残杀“会匪”的情景。这些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幼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地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5页。

　　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这座小学虽是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但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宿儒，他们注重读经，反对新生事物，把经书以外的知识全部称为“异端邪说”，禁止学生接触。

　　但历史毕竟已进入20世纪，主张守旧、不求进取的思想正在失去往日的阵地，在一切知识的前沿——学校里尤其如此。学生在“新派”先生们的启发和引导下，开始接触新生事物。于是，张国焘知道了拿破仑、华盛顿以及牛顿、瓦特和卢梭，也知道了维新变法和反清革命。

　　中西文化在碰撞，新旧思想在交锋，学生们再也不愿做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了，而是渴望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于是，剪掉辫子、投考新军就成为许多学生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或许是由于家庭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年纪尚小，张国焘虽然十分羡慕剪掉辫子和投考新军的激进同学，却没敢步其后尘。

　　就这样，在新旧事物的互相撞击中，张国焘度过了小学时光。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继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各地斗争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冲垮清王朝腐朽大厦的强劲洪流。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清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从此，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高高飘扬在中国上空！





　　这次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自由要求的高涨。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官员对上级不再行跪拜礼一种新的风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和蔓延，人们的思想由禁锢而渐渐趋向自由。

　　张家的一帮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对新生事物追求的欲望了。他们常常在家中的客厅里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对家长们不准外出、保留辫子的禁令他们尤其不满。街上的同龄人，几乎都已剪去了发辫。当那些剪去发辫的青少年们青春焕发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时，那嘴角不经意的一撇中似乎流露出了轻蔑的神气。相形之下，张家子弟们觉得脑袋后面拖着的东西，简直是要把他们标上“守旧”的标签而归入过去的世界。终于有一天，张家20多个青年全部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示威似的出现在家长面前。张国焘虽然年纪较小，但毕竟也是张家男子汉中的一员，他效法和追随着叔叔哥哥们，也将自己的发辫剪下。这一举动，在张家的历史上，无疑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这时，辛亥革命胜利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刚刚交到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北京建立了听命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刀。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杀手暗杀了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又接着镇压了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反抗。坚持反袁斗争的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袁世凯还下令解散国民党和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进而授意制定了一部赋予他个人独裁的绝对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令一些稍有政治头脑和正义感的人深为不满。那时，刚刚开始关心政治的张国焘就对国民党抱有同情心。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0页。

　　1914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