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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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其实，美国是想“领导世界”。还有更强烈的说法，诸如“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和样子来改造世界”等等。　　　　
　　　　１９４６年３月６日夜，当斯大林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到了办公室，他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交给了大元帅。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专心阅读起来。驻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在富尔顿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当时有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生人）在场。这位前首相的演说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同这位前首相会见过四次的斯大林，虽然从来就不相信丘吉尔，但是认为丘吉尔有一个智慧渊博的头脑，他这次演说的强硬态度，也使斯大林感到吃惊，尽管在开始演说时丘吉尔也给予了斯大林极好的评价，他说：“我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是，丘吉尔又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制的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的希望。丘吉尔向世界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这位前首相这里说的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战争一结束，斯大林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减少同另一世界即西方的一切接触。不管看到的是“铁”幕也罢，“意识形态”幕也罢，这个幕是确确实实降下来了。“三大国”中有一个成员是经常害怕那种“腐朽的民主制”的影响的。多年来，在苏联，人们关于西方只能知道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认为需要知道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信息方面的鸿沟，使得智慧日益贫乏，大大削弱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更加贫困了　　　　
　　　　但是，丘吉尔在自己的演说中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警告说：“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地方有一支共产主义者的第五纵队在活动这个第五纵队对基督文明是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显然，这位伟大的英国人在这里有点夸大其词。他甚至患上了间谍恐怖症，迷上了“迫害异端”的运动。美国总统对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则到处鼓吹，要在世界范围内捍卫“那些作为英语世界的共同历史遗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伟大原则”。　　　　
　　　　斯大林放下了密电，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３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临人间，但很快又遭到了严寒的强烈袭击。丘吉尔的演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挑战。然后，“领袖”走到桌旁，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里。平常政治局的委员们只是在斯大林离开以后，才一个个地回家去的。　　　　
　　　　莫洛托夫来到以后，这两位国家对外政策的“设计师”又交谈了足足一个钟头。他们不知道，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代办给华盛顿拍去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美国代办对斯大林在２月发表的演说作了歪曲的解释。凯南硬说，苏联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紙紡矠。而时刻处于斗争中的苏联领导人，也从西方这份公开的挑战书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当时，无论是丘吉尔、杜鲁门，还是斯大林，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在以相互消灭对方相威胁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斯大林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它的实力也远远大于苏联。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５０％，美国的装备增长了３倍，运输工具增长了６倍，农业生产增长了３６％，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而苏联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成千上万个居民点变成了废墟。１９４６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几乎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都弥漫着游击战争的战火。但是，这种战火有点像泥炭沼泽地发生的大火，在浓烟滚滚的下面，隐藏在深处的大火正在等待着适宜的空气吹来，伺机喷出火舌，吞噬掉周围的一切。目前，在苏联的历史上，这还是一个很少得到阐明的题目。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经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些武装队伍在赶走德军以后继续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斯大林曾数次指示贝利亚“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消灭“这伙匪徒”。但是，他还不知道，这种斗争在战后，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将延续几乎整整五年之久。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很快地就上报了这种斗争在３月份（也就是丘吉尔发表演说的那个月份）的结果。现摘引上报给斯大林的这份冗长文件中的几段话如下：　　　　
　　　　约·维·斯大林同志：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　　　　
　　　　１９４６年３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共歼灭了匪徒８３６０人（击毙、被俘、自首的），缴获了迫击炮８门、机关枪２０挺、自动步枪７１２支、步枪２００２支、手枪６００支、手榴弹１７６６枚、印刷机４台、打字机３３台被俘的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区向导费多鲁克，无神论联盟分区顾问乔尔内伊、戈林，副区长瓦尔瓦里切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地方交通长官克拉夫楚克等人。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红军的官兵有２００多人牺牲。　　　　
　　　　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消灭匪徒１４５人，自首的有７５人，逮捕的有１５００人，缴获机关枪４４挺、步枪２８９支、手枪１２２支、手榴弹１８２枚、复印机１２台。约德普斯基、诺列依基斯等匪帮均被消灭。一个月内，共和国中有案可查的匪情１２２起。积极分子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以及红军的战士牺牲２１５人紙紣矠　　　　
　　　　随后报告中还报道了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斯大林在报告上签字后对贝利亚和克鲁格洛夫说，正规部队和歼击营的无效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这次西方的露骨挑衅。在联合国里，苏联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会内享有“否决”权。斯大林感到一种严峻的、不平衡的对抗局面开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让步。他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堡垒。斯大林认为，大肆宣扬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使得“马歇尔计划”也不可能接受了。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而且只有按照这一计划用对苏联经济实行实际监督的代价才能换取这种经济援助。在巴黎会议（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２日）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嘴说：“我们不要这种经济援助。”看来，“领袖”真的猜中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因为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一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紙紤矠总之，持久的“冷战”开始了。曾和我在莫斯科相识的法国政治学家马尔库在他的《冷战》一书中公正地写道：从１９４６年起，几乎１０年来，“冷战”一直在不断地“升级，紧张空气使人窒息，它像惊涛骇浪一样，难以抑制，它服从于自己的内部逻辑，不承认健全的理性”紙紥矠。而这种逻辑也就是斯大林认为的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的逻辑。经过巨大的努力，到１９５２年，苏联的钢铁、煤炭、水泥的生产同战前水平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石油、电力的生产也有了迅猛的增长。斯大林不停地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规律”。在重工业、科学方面的过分努力也为在核领域内猛冲狠打创造了前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斯大林委托贝利亚负责所有这些绝密工作，并要求他每天都要把这方面的情况向他汇报。　　　　
　　　　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早在战前，约飞、库尔恰托夫、弗列罗夫、兰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创建第一座铀反应堆。但后来工作被停止了。只是从１９４２年起，这项工作才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起来。斯大林曾一再督促他命令要不惜一切资金，加速实现这一计划。在斯大林的全宗里还保存有许许多多关于紧张的“核竞赛”的报告文件。确切些说，这就是要赶超走在前面的对手。请看下面一份报告：　　　　
　　　　“受苏联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的委托，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上旬，我们就地检查了库尔恰托夫和吉科因的专项工程建设情况”紙紦矠报告接着说道，采取了加快这一建设的措施，直接参预该项工程的员工要扩大到３７０００人。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克鲁格洛夫、别尔乌辛、库尔恰托夫。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克鲁格洛夫和扎维尼亚金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报告说，为了加强原子衰变产品的工作，又吸收了一些判有１０年和１０年以上徒刑的犯人专家Ｃ·Ａ·沃兹涅先斯基、季莫菲耶夫—罗索夫斯基、查拉普金、费施曼、吉里扬、波波夫、特卡乔夫、戈留诺夫、巴什洛夫等人級紛矠。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苏联学者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这就使得莫洛托夫有理由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已不再存在了。１９４９年夏天，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５３年进行了热核装置试验。斯大林的全部活动献给了经济和国防力量的不断增长。独裁者的威力现在只能用国家的威力和实力来维护。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国防工程的建设。许多部长执行政府任务常常是从“习惯的”第一步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上书贝利亚：　　　　
　　　　拉·巴·贝利亚同志：　　　　
　　　　鉴于急需在东方建立科研基地，请您指示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犯人中抽调１０００人，在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分院的广场上创办一个劳改营。　　　　
　　　　Ｍ·赫鲁尼切夫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級紜矠　　　　
　　　　 还有更无耻的，请看：　　　　
　　　　拉·巴·贝利亚同志：　　　　
　　　　为了工程的开展，请再组织一个有５０００人的劳改营，拨给３００００米缝制帐篷用的帆布和５０吨带刺的铁丝。　　　　
　　　　亚·扎杰米德科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級紝矠　　　　
　　　　请想一想，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社会政治变成了多么无耻的东西，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呢。“劳动营里囚犯”的命运和生活只能同他们的人数、带刺的铁丝网和头顶上的帆布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简单明了、无耻到了顶点的请示报告，可以成为斯大林主义滑向深渊的悲惨的深刻反映。我认为，后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殉难者的名单——无辜牺牲者的长串名单，而且还需要这样一些彻底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证明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大逆不道的顶峰。　　　　
　　　　经过了４０多年，在这一文件公之于世以后，我有了一次与前燃料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扎杰米德科进行交谈的机会。我请他看看这份注明日期是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的文件（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部长都在这样一些文件上签名），问道：　　　　
　　　　“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份送给贝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