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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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由少数几个人而且往往就是由一个人在没有对所有并发的和派生的现象进行必要分析的情况下作出决定造成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正相反：柏林根本不理睬塔斯社的声明。与此同时，习惯于对一切都坚信不疑的苏联人却更加坚定地认为：战争不大可能马上爆发。看来，斯大林在战前最后几个月里过高地估计了外交的作用。当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希特勒显然在把战火烧向东方，斯大林却依然迷恋于塔斯社声明以及一份份的照会和信件，没有下决心尽快地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要斯大林放弃秘密的、讨好希特勒的外交活动而采取坚决的军事步骤，当时非常困难。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5）
莫斯科在紧张地等待着柏林的反应。但苏联大使馆发回的密码电报说：德国官方人士对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的塔斯社声明根本避而不答。对于苏方曾就德军飞机侵犯苏联国界一事发出的照会，柏林官方并未作出反应。于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就这一事件约见了德国大使，并请他说明柏林对塔斯社声明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与此同时，苏联全权代表也在德国首都设法求见里宾特洛甫。一切都无济于事。柏林早已作出了选择。那个“Ｘ”日子已经临近。在可怕的入侵到来之前的最后日子里，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在幻想着能够听到柏林方面关于信守苏德条约中各项条款的保证，却不知道希特勒刚刚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密信，谈了他的“消灭俄国的计划”。下面我从法西斯元首这封信中摘引几段话：
领袖！
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经常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给您写这封信的至于对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困难的，但我毫不怀疑它将取得伟大的胜利。首先我希望，那时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长期为我们提供粮食的共同基地。领袖，不管现在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得到改善。即使到今年年底时我不得不把６０或７０个师留在俄国，这个数字也只不过是我目前应当经常保持在东部边境的兵力的一部分。
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在我看来，它总有点违反我的整个本性、我的思想观念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我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阿道夫·希特勒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
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德国战争机器的弹簧已经按压到了极限，马上就要作命运攸关的一跃了，斯大林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这场可怕的冲突能够推迟（哪怕几个星期！）。然而柏林方面毫无反应。他们主意已定：摆弄外交姿态的时期已经结束。用战争对话的时期开始了。
2．致命的错误
战争之门随着战争的临近似乎开得越来越大了。入侵开始时门户是很大的：从北冰洋到黑海。已经没有办法把大门紧紧闭上了。斯大林到最后时刻仍然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还在一个小范围内说：
“看来，明年（即１９４２年。——本书作者注）５月冲突将不可避免。”
但是厄运难逃的一天越是临近，下述一点也就越来越清楚：战争迫在眉睫，而国家和军队却还远远没有作好同希特勒进行决战的准备。尽管应当指出（何况人们有时还忘记这一点），战争前夕做了不少工作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例如，按照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３日即在斯大林那里召开会议之后发到军队的总参谋部的专门训令，内地各军区的大批军团和兵团开始开往边界地区（第１６、１９、２１、２２集团军）。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的决议，这些军团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组成统帅部预备队。但是，有一些军团自然未能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到达指定地区瞾矋矕矠。
斯大林考虑到一触即发的形势，同意军事院校的学员提前毕业。年轻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照例不休假就立即前往部队，那里非常缺乏他们这样的人。斯大林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某些大规模的行动，如征召近８０万“预备人员”，使边境几个军区的２１个师得到了补员。遗憾的是，这些步骤仅仅是在战争爆发前的２至３周内才采取的
国防人民委员于６月１９日向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把机场、车库、基地、仓库等加以伪装，把飞机在机场上分散开来。但是命令刚刚开始执行，就集团军野战指挥所也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开始挪出去。正确的、必要的措施无可救药地姗姗来迟。而即使是这些措施斯大林也很不乐意采取，他老是强调自己那个固执的念头，说什么所有“这些步骤会把德国军队挑动起来的”。为了得到斯大林对技术性措施的批准，铁木辛哥、朱可夫有时候不得不就某一个问题向斯大林报告两三次。人民委员会主席虽然同意这些军人的看法，不过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甚至相信，希特勒不敢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明白，真正的第二战线的西方并不存在！斯大林在多次讲话中不止一次地重复同一个思想：德国人应该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到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是极不理智的。不过极不理智也可能成为现实。须知历史的发展主要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没有终极的螺旋形上升。斯大林按照显然是直线的单维的逻辑看问题，是大错特错了。然而谁也不可能产生去纠正“领袖”的想法，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认为他“一贯正确”。
斯大林在１９４１年６月是否明白，他同他周围一班人近几年来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对这一点只能猜测。尽管后来在与丘吉尔、朱可夫的谈话中，而且在战后，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各方面军司令员时的讲话中，他鼓起勇气概括地谈了政府所犯的错误和失算。不是他，而是政府！但是，即使在这些场合，斯大林也一次都没有提到这首先是他本人的错误。这一点他早已不能做到了。
错误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不正确的推测、未经证实的预报和侵略者的暗算。这一切当然存在。但是失算、错误、不可饶恕的失策的主要原因，我再强调一遍，就在于个人专权。当“一贯正确和英明的领袖”这一形象已经确立之时，很难去责怪人民委员们和总军事委员会。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个思想观点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对台戏”、“政治上幼稚”，并遭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大家对一些政治审判案都还记忆犹新，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什么都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持的立场；假如认识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雅·彼得斯，那就意味着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在国外同官方人士会晤，那自然就是“传递情报”，如此等等。
从主观上说，虽然斯大林向党和国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标，但是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认识却没有经过集体智慧的深思熟虑，不是把各种观点加以对照的结果。由于“领袖”搞个人专权、“一贯正确”、作结论武断，就不自觉地堵塞了言路，没有人向他提供客观的报道、独到的建议和别具匠心的解决方案。人们通常只向他讲他愿意听的东西。经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决定的制订和通过没有采用民主方式和经过真正的集体讨论，这就损害和限制了权力机构的才智。
为了迎合“领袖”，人们众口一词，说“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说“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向在增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困难“会从内部动摇这些国家”。报刊这样写，电台这样广播，理论家们这样反复宣传。例如，斯大林深为器重并不止一次地与之谈话的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日在列宁军政学院作报告时断言，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是否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换言之，战争将长时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个参战集团都无法战胜另一个参战集团”。瓦尔加断言，苏联的利益“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维护和平”。接着院士得出了一个纯属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但既然这不是托洛茨基说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没有反驳）：“如果局势发展到在某些国家由于战争而发生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政权被削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那么苏联就应该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瞾矋矖矠
这些广泛流传的观点显然过高估计了苏联和红军的力量，使人“认得出来”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情绪——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应当说，即使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有头脑清醒、敢于讲话的人。例如１９４０年，列宁军政学院的一批学者起草了一篇报告《论军事思想体系》（斯大林也曾看过）。除那个时期的传统论点外，报告还大胆地阐述了一些“犯禁的”问题。报告的作者们尖锐地提出了苏芬战争失利的原因问题：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低下，虚假的宣传（如红军“不可战胜”的口号），以及“不正确地阐述红军的国际主义任务”。报告强调指出：“当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说什么同苏联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居民必然会而且几乎是人人都会起义，转向红军方面。”老讲“不可战胜使得人们变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轻视军事科学；在技术方面则导致落后，在军事理论方面则导致只研究一种战斗形式而偏废了其他战斗形式”。报告的作者们接着写道：在涉及技术威力的问题上，我国的宣传走上了“盲目轻信胜利的歧途”。不能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不应当把在一定条件下的退却视为耻辱，应当教会人们不仅懂得进攻的艺术，而且懂得在必要时有组织地退却。”应当“从当代现实使军事面临的新情况中更灵活更迅速地作出结论”。报告指出：“研究外国军事思想一事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俄国军队的优秀传统没有得到发扬。“所有的俄国将军在不久之前统统被认为是笨蛋和盗窃国家财产的人。”红军在哈桑湖、哈拉哈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经验“不为指挥干部所知。有关这些战斗的材料弃置在总参谋部里不用”。３５页篇幅的报告不仅批判地分析了红军的状况和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而且还包含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思想。可是“领袖”的批示却相当简短：“存档。瞾矋矘矠”报告的作者们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未必会喜欢这个报告。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6）
凡是与“领袖”的观念不合拍的东西统统不予采纳。创造和天才思想爆发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独裁者的意向，就干脆弃置一边，不予重视，一笔勾销。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尤其是影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