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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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曾是他的党内同志和战友吗？不，当然没有忘记。但糟糕的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过，为了“崇高的目的”，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什么地方读过，似乎是宗教裁判所编年史中美第奇的一句话：“有一条圣训——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是，没有任何圣训说要宽恕我们从前的朋友。”斯大林可以笑对这句格言的天真幼稚：他既不宽恕前者，也不宽恕后者。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1）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残暴的事情。罗马皇帝、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阿格丽平娜（小）的儿子尼禄的名字，大概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皇帝以空前未有的残暴著称。甚至塞涅卡这位哲学家和高明的演员亲自教育尼禄，也始终未能使皇帝养成高尚的品德。这位统治者为了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不惜杀害自己的隔山兄弟和母亲，逼迫塞涅卡自尽。尼禄的统治终于同死刑——残暴的顶点不能分开了。罗马大火招来的是无辜的人们被处决。皇帝揭露了皮宗的阴谋，然后就开始杜撰一个个的假阴谋，以便消灭那些最孚众望的元老和危险的竞争对手。告密受到鼓励尼禄在喜欢把暴行当作统治手段的同时，也热爱诗歌及其他艺术。
不，我不打算做任何直接的历史类比，更不用说不无争议的类比。我只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凡是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都孕育着滥用职权直至制造暴行的危险。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个道理并不仅仅对公元５４—６８年尼禄统治时期才正确。
任何正义的目的和意愿，都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这种手段不仅按性质来说是道义上的祸害，而且就后果来说也是一种社会祸害。要知道，“我们的理想，”列宁坚信这一点，“不容许对人施行暴力。”⑨而在令人痛心的、作为悲剧写入我国历史的１９３７年，斯大林正是广泛地诉诸暴力。这是悲剧的震中，这主要还不是由于迫害的面很大（显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受害的人更多），而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厚颜无耻登峰造极。而伟大的人民又未能及时识破它。
是谁使“人民公敌”这个可怕的名词流传开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当然，问题不在于概念，而在于企图找到斯大林用来广泛采用社会暴力的某种历史的、政治的、逻辑的根据。我已经在本书的开头提到过，斯大林第一次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图鲁汉斯克。当时给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坚定性：他们在紧要关头设法通过了简化对“革命敌人”的审判程序法。斯大林很欣赏罗伯斯庇尔的公式：“谁穿着金丝边裤子，谁就是所有长裤汉的敌人。”谁不同革命站在一起，谁就是革命的敌人，斯大林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阅读罗伯斯庇尔的书的。当时他就注意到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６月１０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说中他认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每当自由看来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祖国的敌人都在制订更加狂妄的阴谋。”
斯大林从历史上寻找的不仅是类比，而且是将来为自己辩解的论据。他很喜欢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在国民公会中发表的意见：管理人民的公敌要用恐怖正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坚持，作为对杀害马拉、夏利埃、勒佩莱斯蒂埃·德·圣法尔若和其他雅各宾党人的回答，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恐怖提上日程。”国民公会在热月政变发生一个半月前建立的革命法庭对１５６３人作出判决，其中只有２７８人宣判无罪，其余的全被判处死刑！罗伯斯庇尔甚至把丹东、德莫林、菲利波等等这样的活动家也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罗伯斯庇尔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曾珍惜过被他送去处决的人的生命。苏联的独裁者总是对暗杀行为怕得要死。所以许多不幸者的罪名都是臭名昭著的第５８条第８款——“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进行恐怖活动”。翻阅一下刑事案件的卷宗就会发现（如果相信当时的诉讼程序的话），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仅仅是想过如何除掉“领袖”和他周围所有的人！斯大林不愿重犯法国大革命的错误。他的恐怖将是无情的！
虽然“人民公敌”这个名词从前就广为流传，但斯大林在１９３４年之后给它充实了“具体内容”。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９日党中央给各共和国和各州党组织的《秘密信》中（斯大林直接“插手”了这封信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强调指出，人民公敌通常表现得“温顺而和蔼”，他们千方百计“偷偷爬进社会主义”，这是一些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处境越困难，他们就越将采用极端手段”紒紛矠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当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阿·阿·叶皮谢夫向我讲道，贝利亚喜欢在会上强调一种他认为发明权属于斯大林的思想：“人民公敌不仅指进行暗害活动的人，而且指怀疑党的路线正确的人。而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掉”不愿多谈自己的叶皮谢夫让我分享了他少有的坦露心迹的时光。
“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贝利亚的贼窝。我曾多次请求放我回去做党的工作，贝利亚恶狠狠地说：
“‘不想同我一起工作吗？那就随你的便吧’
“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敖德萨，”对话人继续说，“重新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但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务局局长来找我，建议我从明天起留在家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随时可能被捕那些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过、对某些事情有过怀疑的人，都被他看作是非同‘一般的’人民公敌。幸运的机会奇迹般地救了我：就在这时贝利亚被捕了”“人民公敌”是“挑选”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的万能公式
我想，叶皮谢夫的这个典型说法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可是，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很多。大多数人被控告只是由于“不适用”。由此可见，“人民公敌”这个表面上由“领袖”从法国大革命领导人那里借用来的斯大林概念，同那些领导人的理解毫无共同之处。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的罗伯斯庇尔把“占有不义之财的人和残暴的贵族”看做敌人。而斯大林，我再强调一次，则把所有那些即使只是潜在地可能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连不同想法，甚至被怀疑存在不同想法，都被认为是敌对行为。谁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个人专权，但是他感觉到，许多人特别是列宁的“老近卫军”中的许多人内心里不赞成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就有足够的理由使这位疑心重重而又残酷无情的独裁者逐步酝酿出可怕的决断。
斯大林借助于意识形态机构在国内一步一步地煽起怀疑气氛，使人们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
绝大多数苏联人毫无保留地相信，现在是在同那些念念不忘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人进行殊死斗争。早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各报就发表了标题五光十色的社论：《间谍和凶手》，《出卖祖国的人》，《托洛茨基分子——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恶棍中的大恶棍》，《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托洛茨基匪帮》对社会意识进行赤裸裸的“按摩”产生了效果：人们了解了那些长期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的卑鄙行为，都义愤填膺。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能够使党、使人民相信他们生活在敌人中间呢？说间谍和暗害活动猖狂至极的根据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党中央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回答。
全会进行了大约两个星期。会上听取了不少报告。首先是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报告各个党组织对按照新选举制度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准备情况和改造党的政治工作情况。已经开始得到“领袖”特别赏识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一些似乎正确的意见。例如他强调指出，“新的选举制度标志着苏维埃组织的活动中更广泛得多的公开性”。他完全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状况问题里并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虽然“引人注目的是专政的文化工作”，镇压机关在今天也和在内战时期一样需要。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报告人继续说，“当我们的人在打瞌睡和摇摇晃晃的时候，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而在党内，用日丹诺夫的话说，情况并不简单。党的队伍松松垮垮；党内有不少敌人。接着他说：“增补委员这一有害的做法扎下了根，而且已经走得很远。增补委员的做法破坏了党员参加选举自己领导机关的合法权利。”
然后这位中央书记引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材料。一些区委和市委的执行委员会，增补的执委和候补执委达５９％。例如在基辅，日丹诺夫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市委一下子增补了１４名委员，其中包括原来是人民公敌的阿施拉费扬、杰尼斯、先琴科、托杰尔等等。在哈尔科夫市委，第四次全市党代表会议选出的１５９名委员和３４名候补委员，只剩下了５９人，增补了６１人。而市委执行委员会除了一人以外全都是增补的委员。日丹诺夫说，在哈尔科夫市列宁区，１９３６年４月４日提出了关于“开除一大批人”的问题。还请来了积极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出席区委全会的是１０人，而要开除的是１２人！“于是１０人吃掉１２人！（全会参加者中间有人发出笑声）”日丹诺夫举了大量这样的例子紒紜矠。
这不仅仅是党内反民主倾向的征兆。党内形成了不法行为合法化、允许广泛采用强制办法的气氛。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已经为从解决问题的行政方法转到对潜在的敌人直接施行暴力的方法准备好精神气候。
到全会开幕时，“统治人物”已经进行过“战斗侦察”。我指的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迫害。当时人民支持他。这些活动家有碍于斯大林，他们虽然已被贬为小职员，但是了解斯大林的很多事情。例如，了解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时曾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了解他的许多阴谋，了解他伪造党的旧文件的事（例如，斯大林“组织”弗·索林和叶·斯塔索娃“写信”，提出有必要对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３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记录进行修改）紒紝矠；了解伏龙芝生病和去世的神秘经过以及“领袖”从不提起的其他一些可疑的往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已经关起来了，但他渴望把他们送上西天。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2）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示又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还没有开始，起诉书还没有宣读，报纸和广播就已经异口同声地要求：“处死败类”，“对敌人毫不留情”，“把人民公敌扔进历史垃圾堆”。斯大林报复起来是决不妥协的：他从前在政治局的这两位同事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他们最后的哀求——请求斯大林赦免的信——被置之不理。加米涅夫曾经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声称：“我确信，斯大林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