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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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他还告诉记者：“（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长野重人还把韩国慰安妇称作“有执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隶。他还辩解说，当时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因为日本“面临被挤垮的危险”。亚洲各国对长野重人的如此说法产生了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由此，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他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辩护，声称死难人数是被夸大的。他还说，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而朝鲜心甘情原成为殖民地。藤尾还认为，东京战犯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尽管藤尾此说仅仅是为了“通过历史和传统重建日本精神”，他还是丢了饭碗。就在当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将其免职。
　　奥野诚亮在战争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秘密军事警察）地区长官，战后发迹，成了日本法务相，甚至还当了文部相。1988年，他成为日本国士厅首脑及内阁第三号人物。当年春，他朝拜了东京靖国神社（日本的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此），并表达了他对二战的看法，他的毁灭也从此开始了。奥野告诉记者：“日本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被叫做军国主义者和侵略者”。这些话在亚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奥野就改口说：“我没有说日本不是侵略者。我只是说日本不是唯一的侵略者”。5月，奥野被迫辞职；但他始终毫不改悔。他说，他之所以下台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说法。
　　——1994年8月，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声称，日本不是为了侵略而进入战争的。出于对中国强烈抗议的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政府对一个日本内阁部长无耻扭曲历史事实的官论再次深表遗憾”村山富市为樱井新的言论道歉，指责樱井新的话“不合适”，并令其在午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收回所说的话。
　　——1995年，身为日本通产省大臣并在自民党影响颇大的桥本龙太郎（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宣称，在二战期间，日本的意图仅仅是向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开战。他说，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但真的没有侵犯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日本官方否认历史的行为仍在继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棍山静六的一番言论就激怒了一些亚洲国家。尾山说，在二战期间，日本皇军的性奴隶和强暴受害者根本不是（被迫的）奴隶，而是自愿的妓女。1997年1月，尾山声称，日军的慰安妇是“为了挣钱”，与当时日本合法从业的妓女没有什么不同。令人惊异的是，尾山的这些话恰恰是发表在日韩两国首脑周未会晤前夕。对于尾山的言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韩国总统金泳三都深表愤怒。
　　后来，棍山作出了道歉的姿态，但他的道歉缺乏真诚并具挑衅性，激怒了评论界。他说，自己的言论“在日韩两国首脑会晤中引起一些不快，也在韩国人民中引起了误解”，但尾山拒绝收回他最初的言论。尾山的嘴并不仅仅给他带来这一次麻烦。早在1990年，他曾把非洲裔美国人比做妓女，他们的到来毁坏了整个社区，为此，他被迫辞去了法务相的职务。
　　关于教科书的争议
　　日本教育弊病中最危险的恐怕是日本通过教科书审查制度故意隐瞒有关二战的重要历史信息。
　　几乎是从一出生开始，日本的孩子们就得在难以立足的教育金字塔上拼命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努力攀上顶峰，顶峰就是进入早稻田大学或是东京大学。在日本，有名的小学拥挤不堪，为的是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在那些中学，孩子们要从早上9点学习到下午6点；为了确保升入有名的小学，好的幼儿园也是挤破了门槛；为了给婴儿一个进入好的保育所的“门票”，日本甚至出现了特殊的产妇病房。
　　但是，尽管日本因“考试魔窟”而闻名，然而，他们的在校生从二战中学到了什么呢？
　　非常少。事实就是如此。日本的整个教育体系患有一种选择性健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在校生才受到这样的教育：裕仁天皇的军队应为二战期间至少200万名盟军士兵和亚洲平民的死亡负责。在90年代初，一个报纸文章引用了一位日本中学教师的话，这位老师的学生在学到日本曾与美国交战时十分惊讶，这些学生首先想知道的是：谁赢了？
　　为什么会这样？在日本，中小学校使用的全部教材必须首先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同意。日本的批评家指出，社科类课本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
　　例如，在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有关二战的内容删去，使这本原本数百页的书只剩下6页，主要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至于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或是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这本书则只字未提。
　　如果不是一位勇敢的战斗者的努力，这种审查制度恐怕还不会改变。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将日本政府起诉。这一案件是一场持续30多年的法律斗争的开始，并取得了成千上万日本同情者的支持。
　　凡是见过家永的人，无不为他的赢弱而感到惊诧。这位年过八旬的秃顶老人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声也很小，但他体内却蕴藏着对工作坚强有力的意志。
　　家永试图向在校生提供南京大屠杀的材料，但文部省却干预了他的行动。例如，家永在他的教科书手稿中写着：“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马上杀害了无数的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审查官员对此评价说：”这种描述会使读者理解为：在占领南京后，日军马上开始单方面屠杀中国人。这段话应当修改，以免让读者做出如此理解“。
　　最后，尽管家永反对，这一段文字被改为：“中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在战斗中，日军占领南京并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作为对家永与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妥协，这种说法可能使教科书审查官们感到满意。不幸的是，这种说法根本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暗示着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中日军队酣战之时。
　　审查官还要求家永删去有关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他们声称：“在人类历史每个时期的每一个战场上，侵犯妇女的事都在出现。鉴于对日本军队的尊敬，这一问题无须提及”。
　　“侵略”一词也成了忌讳。审查官认为，“侵略一词包含着不合乎道德的涵意”。文部省还对家永试图谴责日本战时行为的努力大为光火。家永是这样写的：“这场战争被誉为‘圣战’，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和野蛮行为都完全被掩盖了。其结果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无法了解真相。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与这场狂妄的战争积极合作。”文部省基于这样的原因将该段删去：“‘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和‘狂妄的战争’这种表达方式是对二战中日本处境和行为的片面指责”。
　　1970年，当家永三郎打赢这场官司（东京地区法院法官杉本良吉作出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围），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杀害他们，同时，流氓们还在家永的门外敲击碗盆，大喊口号，令其不得安宁。警察不得不护送家永及其律师由秘密通道出入法庭。
　　在1948年获过一次奖之后（他承认，那时自己是个“政治聋人”），家永三郎一直被颁发历史学科国家奖的官方委员会遗忘了。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却在历史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努力受到了世人瞩目，引发的国际舆论迫使极度保守的日本文部省有了某些变化。到了80年代，法律诉讼事件和政治行动主义开始达到高潮。1982年，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暴行历史的歪曲成为日本一大热点，并引发了一场国际外交危机。日本4家主要的国家级报纸在头条刊登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中国和韩国的官员们也提出正式抗议，指责日本试图将其侵略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为在年轻一代中复活军国主义打下基础，但是，日本教科书委员会却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们告诉记者：“用三到五行字描写南京暴行，而只用一两行字提到苏联或美国对日本的暴行，是不公正的。”
　　最后，教科书争论的公开化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引咎辞职，他曾疯狂地维护文部省洗刷二战历史的政策。其二，文部省内部已更深刻地意识到南京大屠杀是不能再被忽视的。但是就在藤尾辞职前，日本防务委员会还准备了一本极右的历史教科书，该书是这样概括南京大屠杀的：“南京的战斗非常激烈。据报道，在南京被攻下之后，日本军队杀害、打伤了很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因此引起了国际上的批评”。
　　当然，教科书审查之事至今还未结束。目前一些日本官员正致力于缩小屠杀的规模，而不是彻底否认屠杀的事实。1991年，文部省的审查官命令教科书作者删去所有教科书中关于南京暴行中国人死亡数字的资料，因为当局认为这些数字缺乏足够的依据。3年后，文部省甚至迫使一位作者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一天内杀害的人数从2。5万人减至1。5万人。该教科书的初版中，摘录了一份日记中的统计：在一天中“消灭”了25，000名战俘。在文部省的压力之下，教科书出版者做了让步，将日记中的摘录缩短为：“佐佐木部队消灭了15，000人。
　　学术界的掩盖手段
　　日本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说，此事过去时间并非久远，还不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或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的错误。一些人甚至对批判日本战争罪行的作法表示愤怒。（有人激动地说，“我们究竟要为我们犯过的错误道歉到什么时候？）
　　其他一些学者则充当了日本的道歉者，甚至还与日本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联手，共同压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死亡之数字。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位著名的篡改者，为了扭曲南京暴行的历史和二战史上的其他方面内容，……进行了狂热的行动。在其煽动性的声明中，……认定：南京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声称的数字；南京大多数死者是游击队员，不是平民；日本军队的亚洲性奴隶，或称“慰安妇”，都是些普通的妓女。……将那些妇女得到的经济赔偿比做是：“摸彩票中了奖，还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对这些妇女的道歉，并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删去与他们有关的内容。
　　在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严肃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传统的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等等。工厂工人小野宪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开始采访附近的一些农民，这些人曾于南京暴行期间在若松师团服役。小野是个单身汉，因为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