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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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就可以想见她受重视的程度。
因而,从这段时间开始,陈杏奎的影响力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而且因为告状的人愈来愈多,在孔二小姐的转告下,宋美龄对陈杏奎的信任,也因而大打折扣,这是陈杏奎逐渐失势的原因。
陈杏奎失宠之后,孔二小姐便有取而代之的架势,然而,孔二小姐有一个脾气,她对官邸内务的各种事情都很有兴趣。60年代经常可以见到孔二小姐在官邸的厨房穿进穿出。当时,她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都管,但也什么都不管,有时有人问到一些事情,她就十分轻松地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那件事情,那与我何干?!”可是,士林官邸上下又不能不尊重她,因为大家知道她的背后就是宋美龄,是得罪不起的人。
孔二小姐非但连官邸的大小事情都有插手的情况,连宋美龄挂名的几个机关团体,像妇联会、振兴复健医院、华兴育幼院等等,孔二小姐都要插手管一下。
由于孔二小姐不断向宋美龄反映一般下人对陈杏奎的反感,加上陈杏奎以家里有人生病为借口,他的内务科长也就这样拱手让人,由李大伟接任。
李科长接任之后,内务科渐渐平静,从那时起,士林官邸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上面已经没有心情去注意底下的一些风风雨雨了。
现代“大内”探秘
士林官邸的内务科,恐怕是20世纪的中国,最后的一个“宫廷大内”机构。
内务科一共配属了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男女,包括洗衣工人、做衣服的裁缝、烫衣服工人、杂务工人、仓库管理工人、花园园丁、厨房工作人员等,大多数是蒋介石从大陆带来的一些人,少数是从台湾就地招募的。
这些工作人员的人力编配,大致上是这样的:专门照顾蒋介石的副官有三人;照顾宋美龄的
佣人有男女各一人,男人负责杂务,女佣负责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厨房里面有大师傅三人,助手二人,下手若干人,裁缝二人,洗衣工人一人,烫衣工人一人,另外还有清洗客厅、插花、园丁、工人等各若干人。
这些人全部是专职人员,平日各有职司,完全以老先生夫妇和蒋家的近亲为服务对象。
这些官邸内务科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住在官邸附近的眷村里面,这样可以随传随到,不会耽误公事。因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行动上是受到本身工作很大的牵制的。特别是老先生要出巡的时候,不管那时是逢年还是过节,我们副官和内务科的所有人员,便得一律停止休假,全员到齐和老先生一起出巡。
许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因为,蒋家的人有把我们当作他们家族的奴隶的心态。老一辈的同仁,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毕竟,特别是大陆时期,老先生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潜意识里面有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心态作祟,他在不知不觉间会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王者。可是,败退到台湾,蒋家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君临天下”的锐气。然而,尽管退居海岛,老先生仍旧把自己视为统治区域内独一无二的领导者,或者是接近皇帝那样的无上地位。经国先生在有意无意间,把老先生从繁杂的政务当中“孤立”起来,他应该是出自“善意”——很容易被为人子女的人体会出来的一种“善意”。但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把老先生神化,并且,把他抬到这个海岛上最崇高的地位上?
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蒋介石不自觉地就把自己想作是不会犯错的圣贤,如果他有任何错误的话,也是周围的人给他捅的娄子,此一来,我们内务科的人员不免就要在一些时候,做他的出气筒。
记得有一回,老先生把他自己桌上的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临时要找却找不到,情急之下,就把我们副官人员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几分钟后,副官为他在旁边找着了,他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刚刚拿了,年纪大了一时健忘,搞错了东西放置的位置,让我们这些个无辜的副官白白挨了一顿好骂。
蒋介石明明知道是自己放忘了地方,是自己的错,和我们副官无关,但是,他也不愿向我们说一声抱歉。他除了没有向任何人说抱歉的习惯之外,也绝对不会向他心中视为奴才的内务科人员讲一声抱歉。
老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他喜欢听一些好听的话,所以,经国先生非常清楚他的心理,便很善于为他营造这样的气氛。
譬如说,自60年代起,蒋介石到任何场合,都会有一些人在他离去之前,高喊:“蒋总统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拥护口号,蒋介石就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们站在一旁看他高兴的表情,知道他虽然不是自己要把自己塑造成皇帝的样子,但是,他并不拒绝那样的情境和场面,而且还有些沉醉其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1967年或是1968年的10月31日,那天,在大溪慈湖宾馆,老先生的一些至亲好友,为他唱戏祝寿,有关方面还特别请来了大鹏剧团的学生来支援唱戏。大鹏的名角廖苑芬饰演铁镜公主,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也粉墨登场。那场在大客厅演唱的评剧结束以后,老先生高兴得不得了,连忙交代我们去拿中央银行特别铸造的祝寿金币来,给大鹏学生每个人发一枚金币,以资犒赏。平日自奉节俭,而当自己高兴的时候,就拿金币来分送给众人,这就是他的个性。
我从一开始,就把老先生视为自己祖父辈的老人家来伺候,诚然,他的年龄也确实可以做我们的祖父。何况,他有他的人性善良的一面,他对下人的那种权威意识,我们是可以体谅的,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权威意识最高涨的时代,在他的言行举止之间,还不自觉地流露着对晚辈的关怀,所以,为他服务,至少在情绪上是很平衡的。
然而,他的儿子经国先生就不是这样的个性,他对外面的人们是一个嘴脸,对我们又是另一副容貌。
蒋介石有个轿夫班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加上政府因为抗日战争,曾经退居西南后方,在西南那种多山多水地形复杂的地区,自然要有特殊的交通工具,来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便是重庆时期,官邸轿夫班成立的客观背景。
这些轿夫的挑选和训练过程,十分严格。轿夫主要的挑选原则,是个子要平均、身材要适中,而且,只要抬起轿子以后,彼此之间的步履更要相互配合,否则,不但坐在轿子上的人会感觉不舒适,更让人没有安全感。通常,蒋宋夫妇坐的轿子,是由两个人前后抬着,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位轿夫,在一旁跟着。只要发生有轿子抬得不是很安稳的情况,两边的轿夫就立刻上前扶持,以防倾倒或是意外情况发生,等前后的轿夫体力耗得差不多了,再由这两位副手上前接替,而原来的抬轿人,就变为副手,一旁跟着护驾。
一直到台湾,官邸都有从大陆带来的两顶轿子,供蒋宋夫妇出游时使用。
基本上,官邸轿子比中国西南地区使用的“滑竿”,在大小结构上和材质上,都舒适许多。外观上,它的椅子是藤制的,轿椅的上方还有像后来的三轮车一样的折叠式遮篷,可以无畏日晒雨淋。
在人员编制上,到了台湾以后,基于“总统府”人员缩编的考虑,轿夫班已经合并到内务科的编制下面。在平时用不上轿夫的时候,这些为数约有十余人的轿夫,被编制到“总统府”清洁班,从事清洁杂役的工作,到了老先生要出巡,而且需要乘轿子的时候,再从内务科里,把这些轿夫们重新加以编组,执行任务。
从50年代到70年代,蒋宋夫妇在全台湾各个偏远山区游历,如果当地没有行车用的公路,或是在风景清幽的羊肠小径,他俩经常乘着轿子,徜徉于山水之间,像桃园复兴乡的角板山、日月潭等地,两夫妇都有过乘坐轿子的经历。
坐轿子舒服,抬轿子则是一件累人的差事,而且,蒋宋夫妇出巡,带的东西不但数目多,种类更是繁杂,他们俩坐轿子,我们非但要走路,还要用推车运载两个老人的行李和日常用品。所以,每次出巡,不但内务科上上下下累翻了天,连轿夫也是个个腰酸背痛、暗自叫苦。
从这里也可以想见,蒋宋夫妇当年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实际上是内务科的轿夫们,凭借着原始的人力,把两个老人抬到山水之滨的。
诚然,老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种的享受却明白地显示,他过着一种20世纪绝无仅有的奇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形态,只有在清代的紫禁城里才看得到那样的场面。
蒋介石生病以后,他们夫妇再也没有联袂出游的机会,轿夫班的编制虽然也是名存实亡。但是,轿夫班的轿夫和轿夫班的建制还是存在的,后来,老先生过世,老夫人身体因脚伤痼疾复发,在士林官邸上下楼也是由轿夫班的人负责抬上抬下。
轿夫班的轿夫固然平日是在内务科的清洁班工作,但是也有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孔令伟的副官刘副官。在大陆时代,他是老先生的轿夫,到了台湾,还当过一阵子的轿夫。后来,孔令伟和她的父母来到台湾,孔令伟对这位魁梧有力的轿夫印象不错,就向宋美龄要人,宋美龄是对孔令伟言听计从的,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把这位刘姓轿夫调到孔令伟的身边,做她的专任贴身副官,这是在蒋氏家族之外,少数几个有贴身副官的人,可见宋美龄对她的重视和宠爱。
孔令伟对刘副官的信赖,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来。孔令伟和宋美龄一样,喜欢在早上起床后,请人为她做全身按摩,宋美龄是请一位女副官为她做按摩,而孔令伟则是叫这位魁梧有力的刘副官,为她做全身按摩,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孔令伟对他的信任。在她身边服务多年,刘副官也从她那儿得到一些好处,这是孔二小姐宽厚的一面。
蒋介石出巡
士林官邸的侍卫系统,沿袭了自大陆南京和重庆时期的侍卫系统,但是,为了配合台湾的特殊情况,也做了一些改变。
在编制上,士林官邸侍卫系统的体系是这样的:士林官邸的安全最高指挥官,是侍卫长,他的职衔是中将衔。其下有两位副侍卫长,中将或少将军衔。在侍卫长的统领下,官邸侍卫系统又分为两组,其一是最核心的内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内卫组和侍从组;其二是外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有警务组、警官队、警安组,并且可以指挥外卫宪警人员,执行保卫蒋宋夫妇安全的任务。
从蒋宋夫妇出巡时,侍卫人员和官邸内务科工作人员,忙得人仰马翻的情况,可以想见蒋“总统”出游,其实和清朝乾隆爷下江南的盛况相去不远,而安全保障和各种生活起居杂务更是繁复。
蒋宋夫妇若同时出巡的话,他们的车队规模称得上是十分浩大的。在60年代,老先生夫妇的座车,已经换成各种型号的美国豪华凯迪拉克大型座车,从安全保障的角度,老先生的车队,可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