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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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7时，“济远”、“广乙”看清了日本舰队。
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战斗。
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
7时43分30秒，日舰“吉野”放一空炮，以示警告。
7时45分，“吉野”号向中国军舰开炮。
7时52分，“济远”号开炮还击。
7时55分，日舰“秋津洲”号开炮。
7时56分，日舰“浪速”号开炮。
不宣而战，日本人挑起了丰岛海战。
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
在这种形势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走”未尝不是一种合理选择，而且，决不能说是“逃”。
问题是，“逃”也逃不掉（舰速太慢）怎么办？
剩下的选择，大抵只有两个：或拼死一战，或不战而降。
方伯谦先是选择了“走”。在敌强我弱、连遭炮击、且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方伯谦指挥“济远”撤出战斗，向西行驶。日舰紧追不舍。
8时53分，“济远”号升起一面白旗。这是停战与乞降的信号。
不一会，“济远”号上白旗之外又升起了一面日本海军旗。
日舰见状，停止了炮击。“济远”号也停止了发射。正在这时，运兵船“高升”号驶入战区。日舰注意力稍稍分散，“济远”号又乘机加足马力西撤。
此时追击者已由“浪速”号变为“吉野”号。
12时38分，“吉野”向“济远”连发六炮，皆在“济远”附近爆炸。
12时40分左右，“济远”号水手王国成、李士茂等在同伴协助下，主动还击“吉野”，连发四炮，竟有三发命中“吉野”要害。“吉野”舰首低俯，开始减速，并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趁机疾驶，脱离战区。主力舰撤离后，“广乙”号负伤搁浅，“高升”号沉没，“操江”号被俘，丰岛海战以中方的巨大损失结束。
上段简述，其实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者的公认事实。这个事件的主人公方伯谦在战后向丁汝昌的汇报中，“陈明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敌，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可惜，丁汝昌不理这个茬，反而质问方氏曰：“令尔保护载兵之船，竟被击沉，全军覆没，五艘同出，一艘独归，保护之谓何，不力可知矣。且悬挂白旗辱国甚，孰尔有何面目归来见我，独哓哓不休道功绩哉？”从这则资料推定，方氏回港后，的确曾经自表其功。
在下于海战无知，因而不以挂白旗判定辱国投降，但方氏所谓“反败为胜”，却“胜”得毫无根据。而对于这一次的“逃”，我们姑且少加谴责。
到了五十多天后的黄海大海战时，方伯谦的“逃”，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无须复述这次海战的激烈与壮烈，单看方伯谦的表现。
战役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间拉开序幕。
12时50分，“定远”号右主炮塔305毫米口径巨炮首先向日舰发出第一炮。其余各舰亦相继发炮。日舰冒着炮火迫近。
12时52分，日舰“松岛”号向中国军舰开炮。
中国舰船的V形编队楔入日本舰队之间，将日军第一游击队与本队一截为二，双方展开混战……战斗极为惨烈。
13时30分，中方“超勇”号沉没。
14时40分，中方“扬威”号搁浅。
15时30分，中方“致远”号沉没。
见“致远”号沉没，“济远”号上的方伯谦大惊，慌忙给自己的军舰下达了转舵令。“济远”逃离战场，向旅顺方向急驶。“广甲”号管带吴敬荣见状仿效，也撤出战斗。而此时，中国北洋舰队劣势更为明显，而旗舰“定远”号铁甲舰与另一铁甲舰“镇远”号，则处于多艘日舰蜂拥围攻之中。“济远”与“广甲”临战逃逸，在本质上是弃战友于不顾，弃主帅于不顾；其目无军纪，违令擅行似乎已不重要。可笑的是，“济远”逃跑心切，急不择路，竟将已经搁浅的“扬威”号撞沉，可谓错上加错。
“济远”号退逃后，敌势又增。
17时30分，中方“经远”号沉没。
17时45分，日舰攻击“定远”、“镇远”不克，主动退出战斗。北洋诸舰返回旅顺港。除当日沉没四舰外，第二天因逃跑搁浅的“广甲”号亦被日舰击沉。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以沉没五舰告终。日本联合舰队则一舰未沉。
时下，对黄海海战全局性的分析已经很多，本节不再复述。中国学者对这次战役的败因探究也很全面而深刻，本人亦不想摘引。一个挥之不去的谜团是：
中华民族不乏英雄（如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等），当然也不乏懦夫（如甲午战争中的叶志超、卫汝贵、方伯谦等），何以在举察阶段不能厚此薄彼、而非要等到英雄死、懦夫逃才复苏一丝正气，此后又亦然是良莠不分、甚至颠倒正邪呢？
邓世昌、林永升已经英名永垂了。问题是，作为历史的个案，在英雄之后，谁愿意将虚幻的英雄礼赞化为英雄实践？
卫汝贵、方伯谦固已身败名裂了，他们留下的耻辱警诫，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活命哲学与软骨头行径呢？
提醒我思考的往往是负面“新闻”。1991年9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与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在福州市召开“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问题讨究会”，会后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为方伯谦翻案，说“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且宣布“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大新闻”。
背景是：方氏后人，一直在努力为其先人翻案。其中，方伯谦旅居美国的侄孙女方俪祥又出资赞助了上述研讨会及论文集的出版，所以现实的“人文关怀”终于撼动了历史的冰冷结论。
事后，不少有良知的近代史学者撰文批评这种无证据翻案，但这仍然阻止不了福州市朱紫坊“方伯谦故居”、“海军世家”揭匾仪式的举行。
历史是不乏冤案的。
“翻案”，常常表现了历史的、民族精神的进步。因而，历史纪录总在经历“翻案”后走向明晰与公正。
有了足够的证据，方伯谦自然也可以翻案。
但现在的问题，谁也未能从方伯谦两战两逃的个人档案里寻出英雄人格或英雄业绩来。
死者已矣，方伯谦以死谢天下，也是悲哀的极点，故后人再也无须鞭尸。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加以谥美，又难掩急功近利、画虎类犬的窘态。这是后来人的虚荣与浅薄。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用赞颂英雄与谴责叛徒来编织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了；我们太习惯借用偶然性例证来抒发功亏一篑的憾意了；我们太留恋琐屑的人文细节而忽略或隐秘或张扬的时代情绪及国民精神了。结果，“经验”验之无效，“教训”训而不诫，抓不住新的“偶然”机遇，纠缠于旧的“细节”辨析，大失败、大灾难过后，大中华总是不能建构起面对新一轮威胁的预警机制和应对体系。屡战屡败后，舆论传媒与教育读本倒是增加了铺天盖地的英雄礼赞或罄竹难书的侵略者罪案。
回到甲午中日之战的历史总结，我们认为日本人的“胜”，与中国人的“败”，印证了同一个“历史合理”——并不是因为双方“胜”、“败”已成为历史事实我们才这样说的。
所谓“历史合理”，即指符合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走势、且又被无可扭转的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合理”排斥哲学褒贬，甚至也排除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认同。
看到这儿，也许有的朋友会批评在下：你的“历史合理”论，还不就是“历史宿命”吗？照这么说，甲午战争日本人就该胜、中国人就该败喽？
面对可能的批评，我愿意作出的解释仅仅是：
“历史合理”论决不是先验的宿命论，它其实只是对历史参与各方潜在能力与实际作为的结局性判定。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国人在经历百年失败、百年耻辱后，大抵只要算清两笔帐，就可以增加一点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西方列强。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东洋岛国。
第一笔帐，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军事帐，武器帐，结果引发出了一场“洋务运动”。
第二笔帐，几乎没算。小小岛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帐，不认帐，不正视邻强我弱的事实，结果是，在十九世纪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湾）后，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国半壁江山）。五十年间，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比西方列强百年期间带来的灾难总和还要大！无须再强化“仇日”的情绪，无须再咀嚼曾经的苦难，中国的新生一代都该重视日本国这个中国历史灾难的制造者。
本书前数章，当然也是回顾中国的历史失败的。失败了，分析败因，多是自向性的。因为对手远在天边，中国与他们，几乎没有可比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失败的中国树立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标，这就是它的邻居、它的敌人日本国。
同为东方国家，同为封建帝制，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都被迫签订过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又都转而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何以日本强大了，强大到比西方列强还残暴？何以中国依然衰弱，衰弱到败于昔日的弱国之手呢？
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强大，更看不到这个强大所诱发的扩张野心。由于将“强大”的日本看“弱”了，将“邪恶”的日本看“善”了，这才造成既暗于知己，又暗于知敌，麻木不仁，应对无方，以至满盘皆输。
在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暗于知敌者误国。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朝廷中，分“主战”、“主和”两派。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日本，故主战、主和，都难免误国。
让我们罗列一些盲目于敌情的言论：
给事中褚成博说：“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輧·輱·訛
御史张仲炘说：“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说：“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说：“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请注意，上引诸大臣语，都是对皇帝说的。对皇帝上折，本应实话实说，不事虚饰，但历史证明，这些话都不准确，不真实，不但表现了一厢情愿的麻木，而且还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从这一批人的话语，我们可以判定，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决策层对敌方的认识毫无正确性可言。
与不知“敌强”相对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强大，却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也有“软肋”。因而，在中日对峙中放弃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我逸势，攻敌劳师的战术冷静与战术努力。这一派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