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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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出低级烟的小厂相比较还算幸运。那些出低级烟的小厂负担重又无力反抗，只能等待倒闭。
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有利。按照常规，商人应是反对加税的，但在那样的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反而首先照办。于是宋子文之流说：“你们看，外国商人都服从中国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如果不顾国家的困难，只图个人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在这个大帽子下，中国商人们不得不乖乖地“共济时难”了。
除卷烟统税外，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32支以下为粗纱，32支以上为细纱。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都是32支，而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40支到60支的，价格相差近一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和英商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20支以上，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10支、8支的，其价格相差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一样。
宋的“统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本家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子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办理财政的了。
宋子文就是用这些“才能”，一方面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功绩”；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及主子蒋介石搜括私囊。据统计，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同期开支还要多。
1949年5月，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了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美金10亿元的决议案。时隔数天（5月16日），宋子文便由香港乘机飞往曼谷转赴巴黎。
第四节陈立夫漂然远隐蒋介石自析败因“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自析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到台后，他就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然而，当时海峡彼岸大兵压境，全岛上下一片危机，他要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改造”的事只能先放下。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根“寄生草”。蒋介石看准了这一机遇，迅速发起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它的“改造委员会”名单，成员有：陈诚、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玉琴、曾虚白、谷凤翔、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
8月5日，该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央改革委员会，由总裁遴选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0人组织之，在本党进行改造期间，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
该委员会上升为权力核心，取代了原“非常委员会”。
“改造”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
一、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从而加强了蒋的控制力量。二、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了党的核心，“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大陆时代，中国是“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天下。蒋能驾驭他们，但又受他们的牵制；还有一些离离合合的地方势力，“剪不断，理不乱”。而今来到台湾，水银泻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
陈氏兄弟失势在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中，最大的败家要算陈氏二兄弟了。蒋介石一方面要在党务上找替死鬼，一方面要为蒋家天下打基础，于是决定放逐陈立夫。对蒋氏父子而言，陈立夫曾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1947年“党团合并”以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以该校乃CC派干部养成所，岂能容他人染指，唆使学生闹风潮，拒蒋经国到任。这段颇具戏剧性的角逐事件，在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蒋经国系史话》曾有以下记载：“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球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
（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介石。“蒋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夫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尽管事后陈一再向蒋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但此一冒失措施，使蒋经国后来与政大无缘，为小蒋播下了清扫CC的复仇种子。造成陈后来不得不乘桴于海，飘然远隐。当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八五八书房。但陈立夫却精力颇为旺盛。
这次国民党改造，陈立夫还以为他是国民党的老人，驾轻就熟，在情在理。无论国民党怎样改造，少壮派怎样加入，凭他的历史、地位和渊源，至少一个委员名额不会落空。怎知少壮派一朝得势，便大开杀戒。陈立夫连出任改造评议委员的名字，也险些由于少壮派头目的反对而被老蒋除名。陈在这种苦闷的气氛下，捱不了四周的精神威胁，便请蒋准他离台出国，据说当时老蒋曾为此事，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要他顺着时势走，度过国际间的难关。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要他束装就道。行前，陈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难怪陈立夫要发出“剩有忠奸诉与谁”的感叹。
论交往，陈蒋两家可谓渊源流长。论忠心，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可谓是誓死效忠。
1905，蒋介石告别老母，只身到日本。当时他想学军事，然而那时日本军校只接受清廷官派的留学生，蒋介石因此终日赋闲在家，饱受盘缠不够与事业未成的双重煎熬。不料，此时他却凑巧的遇见了正在日本预谋革命的陈英士，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英士（其美）是民国前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除了造成他后来被袁世凯暗杀的惨死命运外，也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及陈英土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两陈的父亲陈勤士是陈英士的长兄，两陈唤陈英士为二叔）。
陈英士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将他介绍给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屡遭失败所苦的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为手下没有军事人才而大感苦恼，对陈英士和一心向武的蒋介石大为激赏。由于孙中山的鼓励，导引了蒋介石后来回国进入保定军校。蒋介石和陈英士结识后，两人结为兄弟，彼此以义弟、盟兄相称呼。1911年武昌起义，陈英士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民政总署；蒋闻讯，随即自日本伴同学张群连夜回沪、在革命军中充当一名团长，这是蒋出任军事官职的开始。民国建立后，中国被袁世凯控制，革命党人后悔把打来的天下交给袁世凯，于是策动“二次革命”，结果失败。陈英士于1916年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张宗昌人马暗杀。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依靠，只好投靠孙中山。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虽然召开非常会议，当选了非常大总统，但是因为没有枪杆子，所以处处受到广东军人的要胁。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要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于是派在陈炯明事件中帮助孙中山逃难有功的蒋介石南下广州，建立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出任校长。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