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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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最近翻阅了《大阪朝日新闻》地方版汇编，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这样一种事实：占领南京后不久，勇敢的红枪会在杭州附近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从杭州湾登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第十军，在占领南京后转而进攻杭州。 此时， “竹内狤少尉的一队人马在杭州的激战中歼灭了自诩为强敌的‘红枪会’”——这个消息已由该报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报道，又在同年四月由讲谈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大事绘画故事》中，以《竹内部队的奋战》为题进行了介绍。
红枪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再次复兴，成为地方人民的自卫组织，蓬勃开展武装活动。所以，日本军称之为红枪会匪或红枪匪，但它并不是进行所谓土匪活动的集团。要是以传说中所说的红枪匪的印象来看日华战争初期的红枪会，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红枪会称之为“‘敢死队’式的集团”，或者说它的“宗旨是‘为战斗而死”’。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们只是深信“刀枪不入”、“枪弹不入”，即绝不会死于敌人的武器下，因此说他们的目的是为战斗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张的他们“决不当俘虏”这一点，我请教了专家，似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集体当俘虏不乏其例。
不是俘虏，但归顺于日本军，与日本军合作，这种红枪会并不少见。前面，我介绍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红枪会情况。儿玉机关的儿玉誉士夫于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间设立了总部，他也说到为使“神出鬼没、威胁我方”的红枪会归顺，在徐州举行了近两万人的很大的集体归顺仪式（《暴政、枪声、乱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页）。然而，对于儿玉的这种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话，竹谷有一郎说：“把兄弟徐铁珊是红论会的头目，因而非常了解情况。”他说“红枪会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红枪会匪……而在徐州附近平原的却是大刀会。这种说法对洞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实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么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页）。因此，事情真实与否，看来还是个问题。然而，所谓江湖思想云云，却没有另外听到过。顺便说一句，据说徐铁珊于一九三七年前后，因土匪散伙而流窜到上海（前引书，第六十九页）。
又说，他们的武器只有红缨枪之类，现代武器一概没有，这却与事实相反。本来是以短枪为武器的，所以称为红枪会、黄枪会或黑枪会。如果与土匪等为敌，尚可以，但在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处于对抗的高潮时期，枪会运动不要说是步枪，甚至连大炮也装备起来了。对此，古贺骑兵联队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击，中弹两发而死（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战志》 ， 第一○八页）。这次古贺联队长之死，实际上是与红枪会对战而战死的（庄司宪季；《太湖勘察记》，第一一五页）。
关于“红枪会匪”的知识，山本七平说：“我听到的情况与铃木二郎的报道不一样，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华战争中两次从军，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战，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汉口攻陷战。作为随军记者，有关于南京攻陷战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录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虫记》中），还有关于汉口攻陷战的《战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闻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社出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三本书中，仅《北岸部队》写到了红枪会战士。林芙美子从广济出发，来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时在那里看到了“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她叙述如下：
据说，今晨八时左右，军队来到西河站后，就有四、五百名中国人手持红缨枪，从河堤上隔河反击过来。听说连步枪也没有，只是拿着红缨枪，哇哇地冲过来，但不堪一击地被打发掉了，迟逃一步的红枪队队员，三个、五个倒在河堤下和战壕里死去。他们中有僧侣，身穿蓝或黑色衣服，头发一律剃光。每具尸体的胸前都贴着绿色四方角的纸片，在每张纸片上写有很大的“佛”字。一个队长模样的尸体还扎着白色腰带。太阳刚刚升起，河堤上的草木郁郁葱葱，而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却流淌着鲜血，怪煞风景的，但总觉得所见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画一样（《北岸部队》，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山本七平说：“我所听到的情况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然而，只要看一下这里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写的报道，就知道她本人似乎还不知道她所说的“红枪队”就是“红枪会”的战士（《北岸部队随军记》便是抄录了《北岸部队》并进行若干加工后收录在陆军省报道部编、陆军画报社出版的《大陆战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这里，把“四、五百名中国人”改为“四、五日名中国僧侣”，而且还有“僧侣们”云云。日华战争爆发三年后，林芙美子看来还未了解红枪会的实质。这点暂且不说，关于“红枪会匪”的情况，山本七平所写内容与林芙美子的记述毫无关系。
再者，铃木二郎记者描述了俘虏们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一点，山本七平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是从城内看到此种情景，铃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远视力”的人，“社会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闻记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九页）。不过，这又是过甚的强词夺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铃木记者是从城内看到城墙上的现场情景的。当时，也许允许新闻记者登上城墙看屠杀情况。就假定并非如此，而是从城墙下往上看到的吧。这时，如果也从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来的红枪会士兵的情景。而且，从城内远离城墙内百米之外遥望城墙上靠城外一边的俘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以望远镜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远视力”，不就可以看清他们的情况了吗？
此外，铃木二郎记者在屠杀俘虏的报道最后写道：“据说，他们这些手持红缨枪的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认为即使中弹也不会死。此事是我后来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的。”因此，关于俘虏的精神气概，或许也是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并记录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当说“此事……”的提法写错了，应该写为“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当武断的发言， 说： “查阅了所有记录，但尚未看到关于（红枪会）在南京城内的记录”（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铃木明也说：“我的解释是，日本军称已为‘红枪匪’的红枪会经常在华北神出鬼没地活动，而关于他们出现在南京攻陷战中的说法，我则从未听到过，保卫南京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六页）。我虽然尚未看到这方面的记录，但也不准备因此而说南京城内没有出现过红枪会这个集团。 铃木二郎记者在上述报道中， 还这样说：“我多次听到，在这个战场上（指南京追击战。——洞富雄注）手持红缨枪（类似日本长矛之类的武器，但在矛头扎有红缨）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个接一个地冲锋，展开了使日本军感到头痛的肉搏战。”但在山本七平看来，这也全然是虚构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认为铃木二郎记者的报道中说在南京守军里有红枪会的战士集团，那都是虚构的，但他竟说出了如此大相径庭的话来，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议”。
所谓“南京大屠杀”“全是谣言”的根本“理由”
铃木明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本书，但还未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可是，山本七平却说：“我认为虽无重复的必要，但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既不是说侵略是正义的，也不是说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未发生过暴行事件。它确实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找不到‘恩威并施的皇军’这样的军队”（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八页）。这似乎是说，在南京虽有小规模的屠杀，但绝不是“大屠杀”。
山本说出了与事实大不相符的话，他对铃木二郎记者的亲身经历之谈所作的批评暂且不说，其所以如此主张似乎只有两个理由。首先介绍一下他自己所说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的谈话中提到的。基本内容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已有发表。谈话条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会田问道：“关于支那事变中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看来基本上已调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议的传说啊！”对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
是啊，在此之前，我就着手调查了，但越调查越发莫名其妙，结果是【我认为那全是谎言】。
【理由很简单】。……如果由此推算，幕僚作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的决定，大概是在十四日。因为十二日日本军攻入南京城内，十三日已经基本上排除了地雷和尚未爆炸的炸弹，十四日之所以能作出决定，是因为已没有巷战。要是还有巷战，怎么也不可能在十四日作出决定的（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第二一八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二页〕中这样写道：“最近在十五日夜里，只要有关入城式的命令不下达，十七日就不可能举行入城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十四日夜里要召开参谋会议，司令官作出决定，第二天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如阅兵部队的组成、城内警备用的兵力配备计划以及为防止对城外的偷袭而进行必要的部署等等，必须在黄昏或夜里转知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