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继承-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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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企业家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被王石赞扬过的那种“乐观”的精神。
吴仁宝和徐传化
吴仁宝可能比退休前还要忙。这位76岁的老人表示自己还要干到80岁。他称自己的目前的状态是“半退”。“本来领导鼓励我说能干到100岁,群众的话就不太好说了:他们说我最好干到千岁。”吴仁宝说,|Qī|shu|ωang|比起当一把手的时候,担子看起来轻了—原来既要思考又要实施,现在更多时间在思考,而实际上,“我必须让华西村继续好下去,责任更加重大。”吴仁宝说自己跟有的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继任者做得比自己好会不高兴。华西村“好像一棵自己亲手种起来的树,怎么舍得砍掉呢”?
半退下来以后,吴仁宝说自己做了几件好事,其中之一是解决了“五种户”的问题:个私户(只想自己,目无组织,不要领导),贫困户,拆迁户,红旗户(小康人家),不想户(混混)。吴仁宝的目标是让这些人都各得其所,跟华西村一起进步。其中教育“不想户”的方法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提供住宿,每个月还发500块钱工资。这样的待遇让混混们感到不好意思,纷纷要求就业。
每天,吴仁宝都要给来华西村参观的人们讲演。少则一场,多者三场。他尽可能地满足大家对他的“观赏”要求。
“我没有时间玩儿,每天忙得很。去国外考察也是急急忙忙往回赶。年轻时候有效工作做得太少,现在尽量补回来。”灵山大佛离华西村很近,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去处,吴仁宝一次也没去过。“我不靠神。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是修行。”半退之后,吴仁宝跟村民接触得更多,“听到的话也比以前多了。”
上了年纪,以前因为工作方法不当曾得罪过的人让他耿耿于怀。“要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多年以后,对方的谅解让他如释重负。“已经纠正了不少了,心情很舒畅。”
吴仁宝的生活“没有规律”。“有了规律,违反了就对身体不好;没有规律的人就不会受影响。”他每天早上3点甚至更早就起来,精力充沛,觉得自己好像又年轻了。“我给新领导班子提建议,采不采纳由他们定。”
吴仁宝住的还是老房子,分得的奖金一分不拿。“我的乐趣就是为人民服务。”
有了更年轻有更有文化的领导者,华西村真的还需要吴仁宝吗?
老人家想了想,说:“你去村里问100个人,至少有98个人会说我好。”
吴仁宝嗜烟,一天要两到三包。据说刚检查完身体,“一切正常”。
离华西村不算太远的杭州萧山瓜沥镇。晚九点。70岁的徐传化坐在“传化艺术团”的露天舞台上,双手交叉下垂,身边是发出强劲音响的硕大音箱。歌舞戏曲轮流上阵,灯光变幻多端,徐传化姿势不变,对耳边的巨响充耳不闻。“他在团里岁数最大,可是比我们都认真。”徐传化的侄子徐观泉(也是艺术团的演员)说,“比如我们在小品中要表现敲门,一般就是用嘴发出声音就好了。他觉得我们表演得草率,主张用鼓点。每次,他都紧盯着演员,手里拿着鼓槌随时准备配音。”
一个由徐传化琵琶伴奏的莲花落节目开始了。如果不细看,你根本发现不了老人是在用一根手指拨弦,其速之快,不让正规的五指轮动。“他60多岁开始学琵琶,手指已经没有那么灵活,学不了轮指了。”徐观泉说。徐传化不识谱,为了能用琵琶伴奏,他让人把谱子写下来,自己跟着录音机一点儿一点儿对,而且经常是半夜两三点就爬起来练。
徐传化能拉二胡,会吹唢呐。“传化艺术团”就是在他的带动下慢慢发展起来,于2000年正式挂牌。邀请他们表演的单位很多,而且多数是非政府机构。邀请方要求的演出内容通常是宣传计划生育、交通安全、城乡一体化等。艺术团差不多每天都有演出,邀请方会出一些车马费,但总体上艺术团是亏本的(如果不算它的广告效果)。徐传化每天雷打不动,在舞台上的位置不变。艺术团的每一个节目都要经过徐传化的审查。
四、创始人谢幕后的生活(2)
虽然看上去比吴仁宝轻松,徐传化也没有完全脱离传化集团的领导工作:“我每年都有5 000万的销售任务。”他跑销售出身,传化集团产品最初的市场就是他打开的。
“我每天都见不着他。晚上12点多回来,早上6点多就走了,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徐传化的老伴说。像吴仁宝一样,他们住的还是建于20多年前的老房子,位于厂房的后部,楼门前晒着玉米棒子,院子里养着200多头猪和数量众多的鸡鸭—这些都是为传化集团的食堂饲养的。
徐传化的老伴对他说:“你别搞演出了。”徐传化说:“你别养猪了。”结果,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得其乐。
每天早上,徐观泉来接叔叔的时候,都会看见他在一份印刷物的空白处“临帖”认字。“我从小苦出身,不识字。”徐传化说。就这么坚持下来,居然报纸也能大致读下来了。
瓜沥镇的这次演出很成功。人们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开着摩托前来观看,掌声笑声不断。音箱边上,徐传化对此无动于衷。包括他自己在内,有谁在意他是一个新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呢?他就像是一个零件,安静而有耐性地工作着。
我们不知道更多的企业家退休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吴仁宝和徐传化只代表他们自己:朴实,甚至可能固执;没有退休的失落,没有暮年的死气沉沉,有时候天真烂漫;拥有大量财富,甘于普通人的生活。走在大街上,他们就是两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头儿。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好像现在已与他们无关。
吴仁宝和徐传化都不会说普通话。记者需要翻译才能听懂他们的话。吴仁宝对这种“同声翻译”很习惯,语速、节奏把握得很好。徐传化对中国人说话还要翻译很不理解:“江泽民、吴邦国都能听懂我的话。”他说。
吴仁宝简历
1928年生,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从22岁起先后做过村支书,乡长,江阴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人大副主任(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兼任华西村村支书),1987年回到华西村任大队书记,并出任华西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现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全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经当选十届、十一届全国党代会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1995年两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全国十大扶贫状元、中国十大乡镇企业功勋、全国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中国农村新闻人物等称号。2003年7月5日退休,其子吴协恩继任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传化简历
1935年生于杭州萧山,1986年10月起创办传化企业,现为传化集团董事局主席,萧山区人大代表,杭州市曲艺协会名誉主席,曾荣获“浙江省乡镇企业创业功臣”、“萧山区劳动模范”等荣誉。2000年3月20日,徐传化创办了传化艺术团。
第四章 富爸爸,好爸爸?
富豪对财富继承者的教育
和全球富豪们比起来,中国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
财富继承者的德、才、学、识是决定家族财富能否发扬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继承者的品质、精神、观念、气质、体魄等诸多方面,是成长为一个优秀接班人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很注重家庭教育的社会,是否能真正成为优秀的财富继承人?富爸爸们沉甸甸的目光望着每一个欢乐的孩子。望子成龙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心愿,而这种心愿在功成名就的富爸爸身上被更加放大。但问题是,虽然富爸爸在经济上给了孩子在教育上所需要的一切,但他们真的就是好爸爸吗?
跟大多数平常家庭比起来,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人表示由于生意繁忙,没有时间与孩子进行沟通。一个普遍的事实是,他们都有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想法(很多已经实施),这样可以全心来打理生意,也可以让孩子们逃离中国的应试教育,和国际最高教育水准直接“接轨”,但他们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却被距离隔离。
在一些欧美的名牌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辛酸离别场景:富爸爸把孩子送到了国外,在分别的那一刻,孩子哭了,因为亲人不在身边,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感到压力,而父母想到孩子从此“独在异乡为异客”,心里也不禁酸酸的。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在财富的压力下,富人的孩子更是早当家,虽然看似有“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先天优势,但父辈的名声和财富对这些孩子有强烈的暗示:你必须比别的孩子优秀。天明集团总裁姜明在儿子只有10多岁的时候就跟他讨论接班的事情,甚至在孩子只有两岁的时候就让他参加企业内部为时3个小时的培训,他无时无刻不在给儿子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儿子,你要成为全世界同龄人中的第一名!”如今,这个只有10来岁的孩子在言行举止上已变得像个小总裁。
富爸爸的财富是把双刃剑,它一面让孩子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教育,而另一面,孩子在财富的压力下被要求必须变得优秀,代价可能是个性的压抑,以及过早地承担财富责任。
王林祥和上剑桥的女儿
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子女:一个女儿年龄:25岁目前教育状况: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在读出国时间:8年子女未来职业规划:光电子研究继承观:孩子来接我的班是完全不可能的,她自己的路就让她自己去走吧。
说起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和他的女儿,正像那句俗语所说:“龙生龙,凤生凤”,父亲做羊绒企业做到了世界第一,女儿上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之一—英国剑桥大学。
王林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没能上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鄂尔多斯与日本公司合资,开始做国际贸易,王的公司得以走向世界,但王林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掌握一门外语”,所以在孩子初中一毕业,王林祥就把她送到了伦敦读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伦敦当地有鄂尔多斯的分公司照顾。
王林祥的教育思想是以自己的经历激励孩子,“我建议她尽量要当班长,在这种氛围中她就能追求上进,不甘落后了。让环境成为她前进的压力和成长的动力。”王的女儿在出国之前一直是班长,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第一名。
王的女儿独立性比较强,刚到英国的时候条件比较苦,女儿怕父母为自己担忧,“自己逼着自己学”,考大学的成绩为3个A,有6所学校同时愿意录取她,最后她选择了剑桥。自己的勤奋和聪颖,加上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王林祥每年为女儿支付的学费在20万元左右),王的女儿得以一帆风顺地在剑桥上完本科、硕士。
在女儿的眼里,王林祥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有时候父女俩在一起谈心,父亲建议女儿读经济、国际贸易或者金融,但女儿对工程专业比较感兴趣,她最后选择的专业是光电子。王的女儿今年硕士毕业,计划继续读剑桥的博士,但按照学校规定,必须先工作两年才能读博士。“要找工作,我不管她,我没法帮助她,不会安排她到我的公司里来。”王林祥说。
对于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