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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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赞助，但她从未以“民革名誉主席”的身份进行过活动。“民革”的主席是李济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和宋庆龄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同蒋介石的重大政治分歧表现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请参看本书第十三章），当时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对共产党作出团结的姿态但为后者所拒绝——后来中共在自我批评中认为这是极左的错误。这一次，中共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欢迎同李济深及其他曾参与“福建事变”的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在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是蔡廷锗将军，1932年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奋战抗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集团对民盟实行镇压，对国民党内资深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和冯玉祥则予以开除。镇压也好、开除也好，都只能使它在政治上更趋孤立。
（十）在“超级”通货膨胀的压榨下
内战不但使国家建设不可能进行，并且使通货膨胀直线上升，为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宋庆龄对人民的艰难生活一直备极关怀，她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紧。她在1948年7月中旬的一封信上说：
“今天黑市上1美元换750万元法币（国民党的货币）……价钱天天在涨，像我们这样手上没有黄金的人，生活非常艰难。一只鸡要300万元，所以我们餐桌上是见不着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来是便宜东西，现在也要8万元1磅……米1担（110磅）3，000万元，像我这样的家庭只够吃1个月。我们想不吃糖了……”①
①宋致尼赫鲁信的复印件承本书作者的同行朋友尼基尔·查拉瓦尔德自新德里惠寄。
据一位中国史学家记载，自20年前，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到1948年，上海物价已比战前上涨了300万倍，做买卖时钞票要用箩筐来装。①
①同注24，1948年7月19日。
1947年5月，在内战开始一年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在上海发生了抢米风潮，因为米价已上涨了6倍。到1948年8月，他在报告中不再用数字，只是说通货膨胀以“天文数字上升”，政府印钞厂连印钞票都来不及。①
①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312页。
就在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兑换率是金圆券1元换法币300万元，美元1元换金圆券4元。同时宣布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金、银、外币，由政府按官价强制收光。金圆券原定发行限额为20亿元，但到10月1日发行额已超过100亿元，以后更如决堤洪水泛滥起来，物价随之飞涨。与美元的比价在上海解放前夕最高达到了金圆券1，000万元换1美元①。历史上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掠夺。
①司徒雷登致国务卿，1947年5月29日及1948年8月10日。见《被遗忘了的大使》（英文），第110、262页
西尔维亚·坎贝尔后续的家信①中谈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和影响。她写道，“上一星期物价涨了一倍”、“大多数工人……都罢工了”，但政府“坐视不管，因为有钱人正靠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发大财。”
①同注30。
与此同时，那些真正有钱有势的人不但受不到通货膨胀的损失，还从中渔利，依然过着讲排场、摆阔气的奢华生活。坎贝尔信中谈到她参加的一次婚礼和一次游园会：“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多的钻石和翡翠耳环！如果我们的团体（指中国福利基金会）有我在那里看到的5副钻石耳环，就足够我们办几个医院几年的费用了。”
“看到绵延好几英亩的景色宜人的草地，还有那些摆满‘尊尼’名牌陈年苏格兰威士忌酒的餐桌，真是大开眼界！”
（十一）在上海为妇女、儿童、贫苦知识分子和未来而工作
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运送医药供应品去解放区的工作实际上已无法继续进行（除非通过地下秘密渠道），所以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上海本市——为挤住在贫民窟里的穷人工作。有些项目是为那里的妇孺提供医疗保健，另外一些项目则为年纪大一些的、常被迫在街头流浪的儿童提供识字教育和有意义的文娱活动，把新的思想、新的希望输入他们的小小心灵。还向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提供援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还受到政治迫害。除了向他们提供食品、衣服和药品外，在可能条件下还为他们安排工作，包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儿童剧团——中国第一个儿童剧团——写作和演出儿童剧。
为妇女和儿童举办的项目，宋庆龄都积极参与并经常到现场去访问。这些项目都办得节约、有效。它们大部分都是在用金属板搭盖成的活动房屋里进行的，这些活动房屋原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军设计制作的，后来作为剩余物资处理或赠给“联总”等救济团体。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很少，但都有着为人民眼务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共产党人——当然这个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否则便会送命。许多人是志愿前来帮助工作的。多年后，宋庆龄总结这段时间在上海的工作：
“中国福利基金会也在上海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开展了一些别的文化福利活动。它向国民党的剥削、腐败造成的饥饿、疾病和愚昧进行斗争。办起了妇幼保健室，为那些无力上学的儿童举办识字班，培训小学生当他们的‘小先生’。还办了个儿童剧团，在那里孩子们既是演员又当学员。设置了一个专门基金，来帮助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的贫病作家、艺术家，使他们能从事创作而免除挨饿，从而也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文化专制。
“这些活动绝非‘慈善事业’，它们表现出解放区倡导的那种互助精神，这种精神灌注在我们所举办的事业中，但是采取的做法却适应了当时上海黑暗反动统治的环境。在这些事业中工作的人员，有忠诚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里，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队’成员，他们从小就学着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
“就是这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采用各种方法为人民的胜利、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力量，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信，1948年4月13日、5月14日、7月16日。
关于儿童剧团以及宋庆龄对它的关切，任德耀的回忆提供了很能说明问题的侧面材料。任长期担任这个剧团的团长并经常为它写剧本和担任导演。他说：
“1947年3月，宋庆龄觉得为上海的贫苦儿童光提供医疗和营养方面的服务是不够的。这些孩子愚昧无知并受反动的社会环境的蒙蔽，很需要精神食粮。所以她建议创办一个儿童剧团，就像她在20年代曾在苏联看到过并得到深刻印象的儿童剧团那样。她找黄佐临帮助（黄是中国著名的戏剧革新家，以演出英国肖伯纳和德国布莱希特的剧作为世人瞩目），黄把我推荐给宋——我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第一个演出的戏是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所作同名童话改编的《表》，是关于苏联建国初期街头流浪儿的。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演一个苏联戏并且是一个由鲁迅翻译作品改编的戏，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国民党的一次挑战。张石流任导演，我任舞台设计。我们不得不仰仗捐助来应付一切开支，使贫民区孩子们可以免费看戏——这是宋庆龄一直坚持的。
“为了挑选演员，我们起初在熊佛西的上海市戏剧实验学校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里找，后来在中福会自己办的儿童福利站里找。这不容易。在旧社会，演戏被认为是下等的职业，所以许多父母不同意让孩子演戏。
“我们还表演解放区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还有对压迫者的讽刺剧。国民党向宋庆龄直接表示不满，她就劝我们为了保证安全，停止公开演出。但我们继续关起门来排练。
“宋庆龄常来看我们的演出，有时还来看彩排。实际上，她对什么事情都非常仔细地检查，甚至于会把孩子们的衣领翻下来，看看他们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干净了。
“当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们剧团的孩子们带头欢迎解放军，在街上跳起了秧歌舞。在上海，他们是最早演出秧歌并且一直在偷偷排练的。他们挥舞着的旗帜、高举着的标语都是在地下室和其他难于发现的地方制作的。”①
①宋庆龄着《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载《中国福利会四十年》，辑入《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
这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另一面——用任德耀的话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像是一个就在上海市内的‘小解放区’”。
儿童剧团得到许多中外热心人士的帮助，其中有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美国人杰拉尔德·谭宁邦，他本来是演员。
关于中福会在市区的工作，西尔维亚·坎贝尔（鲍威尔夫人）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不久）的家信中曾饱含激情地说：
“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工作。很难描述我们办的这些家庭识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费医疗的队伍、难民营。我们的群众性识字班已经吸收了2，500名儿童，成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学。我们在1948年为43，000人提供了免费医疗。
“……我们正在举办‘三毛乐园会’。三毛是一个可爱的、中国漫画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中国穷苦孩子所要经历的一切苦难。他现已成了一个‘小先生’，而且我们正在用他进行一次筹款活动……”（1948年4月4日宋庆龄亲自主持画家张乐平的“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取得很好成绩，会后她还专函向张表示鼓励和感谢。）
以后，人们还将看到，所有这些本地的项目在解放后都仍然继续下去，由公家拨给经费并且大大扩充了。在铁皮活动房屋中开始的事业后来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少年宫”、规模很大的“妇幼保健院”和全国著名的“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第一座“儿童艺术剧场”。在这些铁皮活动房屋中开始识字的孩子们中间，不少人成长为工程师、大学教育家、政府高级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军官。
中国福利基金会援助知识分子的款项，有的是就地募集的（如1947年举办中秋游园会，收入4，000美元），有的是国外友人支援的（如当时在纽约的史沫特莱筹集了2，500美元）。用这些款项购备寒衣、营养品（如奶粉、为众多结核病患者所需的鱼肝油等）、药品，按需要送给作家、艺术家和学术工作者，分配工作由他们自己组织的团体经手，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负责的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叶圣陶、梅林等负责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杜国库、侯外庐等负责的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还有中国木刻协会，中外文艺联络社等。
在“以工代赈”方面，苏联的塔斯通讯社给了及时的援助。它在上海正在进行一些文化交流项目，上海分社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罗果夫和米哈伊·亚沙明免费向中国作家或翻译家提供外文原版书，由他们从俄文或英文译成中文后付给稿费，又从海参崴运纸来印刷出版中文版（当时上海纸张缺乏）。中国福利基金会设翻译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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