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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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成计划之后，再腾出手去抓好农业，将出现解决吃穿用和战备后方建设两大任务的双赢局面。然而，正当三五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毛泽东却悄然地把目光移开了他原来急如星火的计划中心－－哉备工作，准备发动一场针对国家和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就在国家计委提出报告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毛泽东还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出现全面内战最后令他自己也无法驾驭局面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考虑到主要方向的转移会影响三五
计划的进行。事实上在动乱最严重的三年中经济建设已经陷于停顿和倒退，导致原有的计划无法完成，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毛泽东为什么要突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各种分析原因的论着极多，但很少从经济方面分析。从目前的材料看，大致有三个因素的作用：
第一个困素是，毛泽东从大跃进后的分歧得出结论－－进行经济大革命，必须先进行政治大革命。
50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考虑寻找一条摆脱苏联模式、发展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清晰。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大跃进是一场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仍然没有放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
从60年代初期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通过经济调整，逐步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的一些错误，与退居二线但内心仍在坚持自己设想的毛泽东开始发生分歧。毛泽东越来越认为，这些分歧是通过经济大革命实现社会构想的主要阻力，其根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必须用政治大革命为经济大革命扫清遒路。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高速发展，反而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严重危险。
此后，他的注意力开始由50年代末期的大力提倡六亿神州尽舜尧地建设共产主义而急剧转向妖为鬼蜮必成灾地强调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抓的一件大事是三线建设，可以称为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另一件大事就是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国内范围的阶级斗争。
1963年四清开始时，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主要针对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对干部还是正面教育为主，要求他们深入调查、参加劳动等。到1964年6月，在阶级斗争为纲认识指导下，得出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的严重错误判断。年底中央制定指导四清的《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今后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的内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刘少奇对此不能理解，在四清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以后，毛泽东又认为四清运动的斗争形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正像他后来所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兰五计划指导思想问题上，毛泽东也与中央主要领导人发生了争论，而年以战备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他对三线建设的心情也不像1964年那样急迫。他认为，三线和四清之争都是现象，修正主义才是本质性的主要危险。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共产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长期在中央担任秘书工作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在文化大革命后回忆：小平同志说过，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谁要提起，他就不高兴。毛泽东同志从此很少过问经济，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他过问了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同志去谈话，骂了一通，说为什么不搞三线？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茌这时扎下的。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第三个因素是三五计划的战备建设取得初步成就。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约翰逊政府任命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对策，得出的趋向是：不主张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已经不可避免，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关键是把中国接纳进军备控制条约加以限制。约翰逊当选美国总统后，1965年2月对北越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政府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派出部队到越南承担防空、扫雷和军事工程建设。美国高层又有人主张轰炸北越时，应考虑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但约翰逊谨慎地守住了这条底线。美国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美国绝无意与中国作战。同时也通过英国确认：绝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些变化。毛泽东历来的态度就是：不惧怕战争，也不首先挑起战争。据此，中国政府对美国侵越多次发表的声明是强烈的，也是克制的。
1965年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美国时向约翰逊转告：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
他还说：
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一打起来，就没有界限，中国将采取别的办法到处活动，坚决抵抗。中国还通过其他方式转达了上述意见。5月31日，陈毅分别约兄了英国驻华代办和苏联驻华大使，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说：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美国方面迅即作出了反应。6月4日传话给英方：已经收到了口信，约翰逊总统将研究后答复中国人。1966年3月16日，美方在华沙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并辩解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这样，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种暂时的冻结状态，双方互相公开谴责，但实际行动上都比较谨慎克制，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就中美之间来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1964年美国计划袭击中国核设施时下降了。
毛泽东当然没有把判断建立在美国人的表态上，这时候他比较放心的是：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三五计划执行一年多，已经取得了超过预想的成就，初步建成了战备后方。
二、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对计划工作的严重冲击和破坏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7月2日和22日，经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建议，毛泽东同意，中央发出了关于工交、基建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结合四清进行，力图保持稳定。但是，随着批斗黑帮、破四旧、大串连等活动的推向社会，工农业生产开始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接见1300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各地学生纷纷到北京和其他城市进行串连。据估计，10月份全国在路上奔波串连的人数将近3000万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举国迁移。大串连给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到年底估计有1000万吨物资被积压待运。欠运的物资，主要是煤炭、木材、水泥、钢铁、矿山建筑材料、食盐、农副产品等，大部分是江南地区和三线建设需要的。公路运输普遍紧张，黑龙江省1112月份汽车货运量共有900万吨，但运力只有500万吨，有98万吨粮食集中不起来，7万吨甜菜运不到糖厂；湖北省第四季度汽车货运量共有204万吨，但只能安排130万吨；湖南省积压物资77丌吨，天津市积压物资56万吨，辽宁省有80万吨粮食集中不起来，山东和四川各积压物资30万吨左右，河北和安徽各积压物资20万吨，陕西省积压物资12万吨。水运、港口物资积压也十分严重，上海港积压14万吨，广州港积压14万吨，重庆港积压34万吨。这些都给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由于水泥运不进去，成昆线有63个隧道口停工，攀枝花选矿厂工地有4500工人停工，华东电网11月22日煤炭库存量只够9天周转量。各地政府、党委和领导干部的被冲击，也使生产指挥不能正常进行。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领导人，先后发出了要求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不搞串连的通知和社论，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等人却极力想把动乱扩大到经济领域。双方的第一次较量即围绕计划工作进行。
1966年11月17日，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谷牧主持，原定举行5天，参加者有国务院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部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7个大城市及各大区的负责人。围绕工业交通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及抓革命、促生产，与会者与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与会者对陈伯达草拟的《关于工厂文化大草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中所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工厂的生产不能中断。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谷牧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十五条的基本意见，指示：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业余闹革命，学生不能去串连。但是，当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成立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制造了安亭车站卧轨事件后，毛泽东又明确赞成了张春桥先斩后奏支持工总司造反的行为。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拿出宪法，念了关于结社自由的一段，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陈伯达在十二条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十条），一些条文也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