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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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宏观形势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就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些变化在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逐渐累积，并与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叠加，使刚刚顺利实现软着陆的中国经济，从1997年开始形势陡然严峻起来。1997年以未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变化及其对宏观形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中国国民经济
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为主要特征。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伴随供给能力的迅速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供求总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总量的不均衡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国内贸易局（部）1995年以来对600余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从1995年开始，供过于求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在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供过于求商品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供不应求的商品。
1995年以后，这一现象不断发展和强化，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比重逐年上升，供不应求的商品比重逐年下降。到1998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零售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从供给能力和潜在的需求增长看，也表明存在经济总量供大于求的情况。据一项对1995年10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调查，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80％以上的只占30％（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80％之间的占46％；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一半的占24％。另据1996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在涉及的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未达60％的超过了全部产品半数以上。如彩色照相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家用洗衣机43。4％，内燃机彩色电视机46。1％，电话单机51。4％，自行车54。5％。一些重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如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7％。这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在随后的几年中呈加剧的态势，根据对1998年部分耐用和大宗消费品全部产量与该产品当年重点企业生产能力的对比，发现对其中不少产品来说，该比率甚至低于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
随着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也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就总体而言，短缺经济状态已基本消失，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二）从经济体制看，体制性紧缩效应逐渐显现
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决定产品是否成交的是生产者，是产品的卖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只要能够提供充分的激励和活力，就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仅有激励机制，缺少风险责任约束机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就开始不适应了。因为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使买方成为产品是否能够销售的决定者。金业和各级政府部门在卖方市场环境下生产投资所形成的大量过剩、损失、不良资产等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当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必然要求建立经济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责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于是，企业对自己的生产投资活动越来越谨慎了；金融部门的商业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也明显增强，加之1997年下半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重，银行业为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上收基层贷款权限，大量集中信贷资金，对贷款的发放日益谨慎。银行和企业约束机制的强化最终导致银行惜贷，企业慎贷现象的出现。
在买方市场的宏观环境和日益加强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过去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企业的做法总体上已不再适用，需要的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力度明显增大；加上国际国内增长减速因素的叠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就业压力明显增大。1997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到年底，除已再就业的外，还有610万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并逐步到位，原来由财政和企业承担的高保障和高福利制度开始改变，中低收入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支出预期中对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后可能增加的个人负担部分预期增多，于是人们出于谨慎动机，增大了储蓄趋向，以提高自我保险能力。
当上述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后，在经济体制相经济运行机制中，开始形成需求增长的约束机制。
从投资需求看，在市场供求关系进一步转变的形势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投资风险增加，再加上体制性紧缩效应，强化了对需求的约束，使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限制。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其中国有投资增长11。3％，集体投资增长58％，居民个人投资增长67％，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13。2％。与1996年相比，各类投资的增势均呈继续回落的趋势。1998年由于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但这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当年城乡集体投资下降35％，城乡个人投资仅增长从消费需求看，在城市，买方市场使企业经营状况出现两极分化，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职工货币收入增幅下降。再加上结构调整带来大量下岗人员，使城镇居民的收入预期变得不太乐观。与此同时，在旧有的铁饭碗高福利制度被打破，由企业和政府保障制向社会保障制过渡的过程中，人们的支出预期增大。这种减收增支的预期，导致了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而在农村，由于政府持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加上粮食进口螬加及出口减少，1996年上半年农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实际粮价走跌，粮食收购价格也随之下降。1997年下降了45％。1998年又下降了80％；同时，工业品市场的饱和也减低了工业增长速度，使曾经吸收了大量农民的乡镇企业就业模式和进城务工模式受到抑制，连带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46％，比1996年下降44％1998年农民收入增幅进一步下降到43％。农民的消费性支出也随即受到负面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拉大进一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2％。与1996年相比，消费增幅回落较大。
（三）从外部环境看，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总量的负面影响突出出来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的变化
实际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生了，之所以没有很快在供求总量关系方面表现出来，主要是因为对外净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供求总量关系的变化。中国1995年、1996年、199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57。5％…46。1％和88。1％，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16。8％、21％和36％。外需的扩大，使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使体制性紧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
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浒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但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受货币贬值、公司倒闭和银行破产等危机的冲击，作为中国外资重要来源地的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几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80％左右和海外直接融资的很大部分）投资者的实力下降，业务收缩，对外投资减少，增加了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融资的难度；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洲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公司对在亚洲投资持观望态度，也对中国利用外资造成负面影响。
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85％，增幅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当年协议利用外资比上年下降24。2％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仅受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占中国出口很大比重（60％左右）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资金紧缺，支付能力下降，进口锐减，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出口商品和主要出口市场与中国相近（相近程度近1／4），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后（多数贬值30％－50％），其出口商品的价袼大幅度下降，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也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1997年下半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为17。1％，与上半年26。3％的增速相比，开始趋缓。1998年5月中国外贸出口一度出现负增长，虽以后又止跌回升，但当年三季度末出口再次大幅度下滑，1998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0。5％，表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减弱。
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
1998年初时人们还认为速度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市场物价持续低行，199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为41％，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为26％，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为0。8％，与1997年的－0。3％、0。8％和2。8％相比，均呈现继续降低的趋势。从1997年10月份算起，到1998年12月份，物价（社会商品零售价格讨旨数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三、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新部署
1998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面对着严峻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就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务。
一个确保，就是必须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就是确定在三年的时间里，1。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即中央银行强化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