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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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州管理局工作。当大规模的逮捕开始时，他过去的许多同事便一个接一个地被捕了。退休金领取者卡林诺夫斯基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请求他释放无辜者。他为他们担保。接着这位天真的说情者便被捕了，并被处以死刑。第二个叔父卡林诺夫斯基是旧军队中的一个中校，是飞艇制造方面的一个大工程师，曾蹲过两年监狱。穆萨托夫的继父普什卡尔茨基则蹲了10年监狱。他因病而生命陷于垂危时，才提前一年被释放。他在母亲身旁只呼吸了一个月的自由空气就去世了。
穆萨托夫的父亲是旧军队中的一个大尉，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和世界战争，1920年在红军中工作时去世了，但是有关的证明文件没有保留下来，因此，儿子在一生中的各个时期都被“作为异己分子”而受到迫害，从上学时候起就受到和“富农”子女一样的对待。在穆萨托夫的命运史上，反映出了恐怖时期几代受折磨者的命运。不过伊戈尔·叶夫根耶维奇毕竟还可以认为是幸运的。他经受住了叶若夫和贝利亚那传送带式的折磨，在严刑拷打下活过来了。对他的侦讯拖了一年半之”久，这时短暂的解冻天气来到了——斯大林的政策发生了轻微的变化，几十个级别不高的指挥员被释放了。穆萨托夫上了前线，被授予战斗勋章，战争结束时他是第二塔曼近卫师的参谋长。他的那些在1937年时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的同案犯们英勇地捍卫了祖国。
到1938年初，军队中进行的政治杀害活动是真正全面的政治杀害活动，它有使整个军官团被扫荡的危险。但是情况还不只此。1月份，总书记下令把中央的指示信——《关于工农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方面的缺点及其克服措施》发往各地。在此以前逮捕的只是被揭露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忘记了那些“政治上无气节的人”（这些人放弃同叛徒的斗争）。指示信要求要追查所有潜藏的敌人。面对这项新的指示，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任何一个政治委员，任何一个军需官，甚至任何一个特别处人员．都没有安全感。当时每个营里都有几个特别处，军队中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人员都隐蔽在连以上的各个分队里，但是大规模的政治杀害活动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个部门也不能躲过，它受到了和政治部门相同的遭遇。D．彼得罗夫在统计政冶杀害年代里军队党组织所遭受的总的损失时，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到1937年底，工农红军中的党员人数与1932年相比，减少了二分之一，即减少到15万人。①如果估计到在政治干部中不可能有非党干部，而在指挥人员中党员不少于90％这一情况，那么，在斯大林的镇压之后，总的损失（军队中20000—25000的特别处人员不计算在内）不少于8万人。
①Ю。彼得罗夫《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建设》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12、355页。
在报刊上不止一次地发表的Ａ．И．托多尔斯基的数字是不完全的。那个数字没有把1938—1939年被镇压的人数包括进去。被镇压的总人数（其中被消灭的在9／10以上）在高级指挥人员——从元帅到中将——中占93％。其他各级的损失虽没有这么惊人，但是在卫国战争开始时，不得不由尉官来指挥各团，这却是一个确凿的事实。①到1938年底，斯大林连一个有功勋的统帅都没有让他活下去。领导武装力量的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季莫申科这些傀儡以及像弗里诺夫斯基（海军人民委员）这样一些卢比扬卡街的执法队员。像库利克和夏坚科这样一些参加消灭指挥人员的人和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剩下来要提的是列夫·梅利斯，他是进行政治处决的老手。所以斯大林便任命他来领导红军的政治部。
①Ｂ．拉波波特和Ю．阿列克谢耶夫的前引书，第352页。
有几个军事长官偶然地幸免于难，这确实是只能感谢机遇。军长亚·伊·托多尔斯基和另外几个同级的军人落到了列福尔托沃区①。专门的“三人小组”（它可以说是特别会议②在战地的不同说法）以高度的工作效能一个接一个地置他们于死地：几分钟的审判仪式，简短的合议，死刑判决，接着是在隔壁房间里用锤子敲击受害者的头部把他打昏死过去，然后将尸体扔进地下室，在那里对于某些生命力过强的人再补上一枪将其打死。轮到托多尔斯基了。幸运的是，在3个法官之中有一个是他过去的同事。这位同事问军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③，原来是您呀？”于是在三人小组中出现了混乱状态。他们商量了一下后，宣布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判决——判处以15年徒刑。
①列福尔托沃区旧称列福尔托夫斯卡娅镇，莫斯区旧区名，在亚乌扎尔河左岸，以列福尔特的名字命名，他的部队曾驻扎于该地。——译者注
②“特别会议”是邓尼金将军统治下的反革命自卫军“政府”。——译者注
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托多尔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Ａ．Ｂ．戈尔巴托夫将军是《战争年代》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谈到了蹲监狱的那些年月），布琼尼救了他。元帅进行干预，这是唯一的情况，这个情况帮了他的忙，使他得以活了下来。1939年冬，军长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被转到了布特尔监狱。这位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是1919年入党的，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勇敢而有才能的统帅。在牢房里他遇见了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这位布尔什维克问他：“老头子，你也到这里来啦？出了什么事？我一点也不能理解。要知道在这里还不如用枪炮来射击自己……亲爱的，你年纪大一些，你讲讲，你说明一下，你提供点线索让我了解……也许这是眼下最需要的吧？”
罗科索夫斯基在受侦讯时算走了运。对他这个波兰出生的人，本来是可以给他“硬加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而加以枪毙的，但是却把他送进了集中营。他去到了科特拉斯以北的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1940年他从那里被释放。监狱生活的感受使他永远难以忘怀。他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点都不喜欢，所以他只让军人组成他的私人卫队。战后斯大林不顾这位元帅的愿望，任命他为波兰国防部长。在华沙，罗科索夫斯基几次成了波兰爱国者企图谋害的目标。1956年他离开了波兰。他对一位朋友说：“多苦的命呀！在俄国，人们认为我是波兰人，而在波兰，人们又认为我是俄国人。”
在5位元帅中，到1939年时，斯大林让其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骑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总书记在处死了图哈切夫斯基之后，又处死了叶戈罗夫。1938年秋，轮到布柳赫尔了。元帅的遗孀格拉菲拉·卢基尼奇娜回忆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利斯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司令弗里诺夫斯基于7月份来到哈巴罗夫斯克时的情况。她说：“他们在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家中办公室里同他进行了谈话。丈夫由于内心紧张，便去到卧室取香烟，还请弄点白兰地酒。我请他无论如何不要喝。他们就在隔壁……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说：‘你知道，现在我非常需要这个。来了两个鲨鱼，他们要吃掉我。我知道，不是他们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他们。后一种可能性不大！’”①
①《苏联杂技》杂志1988年俄文版7月30日。
当为了庆祝8月6日的胜利而在哈桑湖举行劳动者的游行示威和为了庆祝远东红旗集团军建军8周年而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劳动者的游行示威时，布柳赫尔元帅的名字一次也没有提到。无论是在城里，或者是在广场上，他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与此同时，元帅的名字从流行歌曲中也消失了。元帅的遗孀继续说：“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从前线回来时坐的是自己的专厢，梅利斯和弗里诺夫斯基则坐在乘客室里。丈夫走进自己的车厢房间时，几次重复地说：‘全都背叛啦，全都背叛啦！……’在家里，看到他时感到可怕。他又指责某某进行了背叛活动。”
“在战斗中遭到的损失是令人可怕的，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斯大林的亲信梅利斯，他以其所固有的厚颜无耻态度干预作战指挥，并向各部队发出自己的命令。由于他命令第40步兵师在根本不合适进攻的地段发动进攻，所以几乎使该师全军覆没。布柳赫尔撤销了这个官员下的命令，同新任命的指挥员们一起挽救了该师。其所以同新任命的指挥员们一起，是因为原先的指挥员们全都在1937年时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害了。唯一没有被害的是政治委员基里尔·鲁坚科。他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监狱里受到了极其凶残的严刑拷打，他同死刑犯们一起被送到乌苏里斯克的尼科利斯克附近著名的费尼纳山。在那里，政委在被枪毙之前，被迫在供词上签了名，然后‘被处以假死刑’，接着再送回监狱，再送去枪毙……
是他那难以置信的坚定挽救了他，或者也许是1939年出现的那个臭名远扬的贝利亚的‘解冻天气’救了他。”①
①根据И·Ｅ·穆萨托夫的《回忆录》。
8月18日，布柳赫尔元帅飞往莫斯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为最近的一次军事战役而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似乎造成战役旷日持久是他的过错。此外，还批评司令员对巨大的、完全是无谓的损失，采取了容许的态度。布柳赫尔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了党的最高机关，但是政治局最近几次的会议记录却不送给他看。这又是一个使他惊慌不安的信号……在这次会议上，布柳赫尔被开除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解除了他的远东战线司令员的职务。总书记这一次戴上了公正的调解人的假面具，他似乎还没有失去对元帅的好感，他甚至在关于在远东建筑具有战略意义的新铁路的问题上还同元帅进行商量。
布柳赫尔回到旅馆后，曾准备用枪自杀，但是挂念家庭的思想阻止住了他。妻子和子女们已经动身赴莫斯科：他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突然伏罗希洛夫建议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同家入一起到他的在索契的“博恰罗夫小河”别墅去休养。帮助元帅从旅馆搬到专用车厢中去的是一直跟随元帅的副官尤斯廷·克雷西科。他本应当护送车厢到索契去，但是就在马上要动身之前，他失踪了，永远地失踪了。在别墅里，借口进行保卫，安插了一些服务人员，其实他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特务。在这里，听不到任何消息，接不到任何信件。“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侮辱”，——有一次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脱口说出了这句话。
不可避免的镇压即将到来，元帅的弟弟、空军大尉从哈巴罗夫斯克来到了这里。他报告说，上面于9月4日向工农红军下了一道密令，说布柳赫尔在东京有一所官郧，他正在准备飞往日本。但是布柳赫尔的弟弟、一个飞行员及时防止了这次背叛行为。这是极其简单的、破损不堪的挑拨手段。这是熟悉的手法……他们于10月22日来逮捕布柳赫尔了。他同妻子和子女一起被捕。最小的儿子瓦西林才8个月。他竟然也失踪了，格拉菲拉·卢基尼奇娜再也没有见到他。在卢比扬卡街，贝利亚算是看得起她，亲自对她进行审问。由于她“不揭发”自己的丈夫，他们便通过苏联国防后援协会，把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