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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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的人体实验
这个材料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彻底调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他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至今未受任何制栽而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发表了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论文。这是用我国爱国同胞来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
在这篇论文中，北野政次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亲手杀害我爱国同胞的极其残忍的罪行。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实验使用的人体都是从未患过斑疹伤寒和急性肠伤寒的人中选出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除1名商人和1名工人外，其余都是五年前至三十年前期间由山东来到关外（山海关以东）的农民。”
当时这项实验是利用他逮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体来进行的。实验时74岁的宋XX被惨无人道地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宋在8天后发病，病后第6天正值发疹期，北野政次亲自对他进行了活体解剖。病理检验的结果证明是斑疹伤寒。
另一个中国人费XX，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病毒后发病。由于他身体强壮，熬住了斑疹伤寒菌的侵袭。他发病后的第7天，体温降到正常（37度左右）状态。当天，北野政次亲手将他杀死。其他11名同胞也被分别注射了不同数量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菌。一个月后，北野政次再一次给他们注射病原体——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几天后，其中5人先后发病。北野为了确认这5名中国人是否染上斑疹伤寒，从中提出一人，以抽查为名，活着进行解剖。北野通过利用中国人进行的活体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体内注入2毫升的自制疫苗，一个月便能够产生免疫体。
北野政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军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这种疾病（伤寒）流行的地区时，提前一个月注射伤寒免疫疫苗效果良好。”
这一语道破了他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服务的目的。
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及其下落，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中已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铁丝接骨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具骨骼标本。标本像枯树枝一样，“枝”的中间被折断，用铁丝缠上。
周先生提供的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对这具骨骼做了如下的记载：
这具骨骼标本，是伪满洲医科大学遗留下来的。其中两条左右股骨长短不齐，右股骨比左股骨短3公分。右股骨中间的部位用铁丝缠着。由于形成结痂，铁丝巳深陷入骨中，至少已有一年多了。铁丝是用钳子固定住的。被剪断的铁丝端部十分锋利，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腿部肌肉和神经，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骨骼的前后两面均有小孔的痕迹，这是急性骨髓炎转化为慢性骨髓炎之后，从这些化脓的地方整年不断地流脓汁造成的。那么，这具骨骼究竟是什么人的呢？我们查阅了尸体记录，结果得知他是同胞佟报功的骨骼。他被日本军国主义残酷地杀害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是从小南门监狱送到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遗体记录卡上写着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骨骼为何成为这种状态呢？
我们根据遗体记录卡的记载，查明他的原籍是距沈阳市25里郊区的双树子村，现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
我们在当地访问了老贫农，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吴淑珍，她已57岁了。她流着悲愤的泪水，诉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她丈夫的经过。
她的丈夫原是村里的车夫，刚刚25岁。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就把他抓走了。吊在大树上，用棍棒把他打成半死状态，当时右大腿被打断，最后关进了南小门监狱。在狱中，把打断的腿用铁丝绑上，“按原样接上”。这种用铁丝连接断骨的手术，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用铁丝绑着骨头，细菌侵入骨内，感染成骨髓炎，整年往外流脓，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佟报功在极度痛苦之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佟被捕后，吴淑珍抱着两岁的孩子两次去探监：第一次送去了邻居给她的几个鸡蛋和自己买的一点食品，都被看守抢去了。当她见到佟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托付给你啦！”第二次见面时，她的丈夫只能在地上趴着，连仰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后不久，听说他死了。
抗日作家的证词（二）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抚顺市郊外平顶山的“万人坑”。
1932年旧历中秋节的晚上，关东军以村民涉嫌参加抗日运动为由，在这里把600户人家约3000人赶下山崖，用机关枪扫射，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
关东军为了隐匿罪迹，往尸体上浇了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山埋尸。
现在已挖出800具遗骨，并修建了“殉难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对公众是开放的，但是，听说对日本人，为了避免“刺激”，没有特殊要求者，一般是不让参观的。我认为“受到刺激”的应当是中国人，加害者的日本人才应该看一看。这一点也许就是中国人宽宏大量之处吧。附带说一句，听说到这里访问的日本人，平均每年有500人。
关于“万人坑”的情况，已经由访问过当地的许多日本人介绍过，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陪同我们参观的韶华先生在乘车前往该地的途中讲的重要证词。
这是在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时，通过作家的目睹而叙述的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北部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在华北被称为‘4·12扫荡事件’。4月初，日军集中兵力包围八路军的三个根据地冀、鲁、豫边区。这是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开端。当时，我年仅15岁，个子又小，所以，直属队长认为我不能适应今后的激烈战斗，决定把我托付给村里的一位老人——张广彩家，作为他的儿子抚养。
“4月12日，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光了所有的村庄。见人就杀，见物就全部抢光。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开始。”
“尽管进行大扫荡，但是，农民和八路军亲如骨肉，是分不开的。在实施三光政策前，日军多次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彻底破坏八路军的根据地农村，断绝八路军给养的来源，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当时寄住在滑县北部张桑村的张广彩大爷家里，村子位于黄河支流岸边，是盛产红枣和苹果的地方。张大爷家有三口人，老夫妻俩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白天，日军进村时，我们四人躲在村外树林中冬天储存粮食用的地窖里。”
“……这时，八路军不在村子里，己开往别的地方。白天，我们可以听见从村里传来的抢劫和村里人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还可以看到村子被烧的浓烟。到了晚上9时左右，村里终于平静下来，日军好像巳经撤走。我们回到村里去看情况，那时我们家和附近的房屋还在燃烧。来不及逃走的人们的尸体，横在路上、家门口或家中，到处都是。
“张大爷原来一直认为日军只杀战斗人员，但目睹他们连农民也杀的情景后，决定弃家而逃。他带着老伴、女儿和我，沿着树林中的小道，想尽快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我们沿着枣树林中的小路走了2里多地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用日语盘问我们。最后我们终于从日本兵那里逃了出来。但当时张大爷带着我，他的老伴带着女儿分两路逃跑，结果跑散了。张大爷带着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们跑到了亲戚家，可是，亲戚家也处在日本军的占领下，于是我们在亲戚家躲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虽然已过了一个月，又下了好几场雨，可是村里仍然随处可见余烟未尽的房屋。那时日本军已经转移，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