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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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起它就大批地飞翔于德国上空，很快地从德国空军手中夺得了制空权。于是就有可能在白天对经过选择的目标进行长期的准确攻击，其所取得的成果，当然大大得助于英国夜间空袭轰炸所产生的效果，使德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并把它最好的飞行员、高射炮和物资调往支援夜战部队。
象我们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袭击滚珠轴承工业对德国说来是一个不祥之兆，尽管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虽然这种做法似乎为万能药目标的反对者提供了一个采取捷径的方法无济于事的证明，但它却为那些鼓吹白天轰炸需要取得空中优势的人助长了声势：美国在1943年秋天由于遭到沉重损失，以致不能进行持续的攻击，否则它会不可挽回地摧毁德国这种高度集中的工业。随后对这种压力比较地有所放松，使得施佩尔经过极大的努力把滚珠轴承工业疏散开来，以致1944年2月24日进行的巨大联合攻势已失之于为时太晚了，但是这时还存在有对其他一些尚未疏散的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手段，这些目标现在就在德国人造石油工业方面找到了，并且还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尽管在1944年9月前，盟国轰炸机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支援英美在法国的部队。1944年4月，在攻击开始之前，德国生产十七万五千吨石油燃料，其中德国空军用去了十六万五千吨。美国轰炸机在5月间的攻击，使它的产量减至十五万六千吨；6月中旬，英国轰炸机指挥部参加对鲁尔十个人造石油工厂的袭击，使月产量降到五万三千吨；7月份下降到二万九千吨，8月份下降到一万二千吨。虽然从扔下的炸弹的重量和数量来看，这些攻击是猛烈的，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持续不断的攻击；而这正是由于击溃了德国空军才使这种攻击成为可能。
简言之，1944年秋已创造了条件，使德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逐渐衰颓下来了，而且这是通过直接攻击德国领土内一些要害部门而取得的，而不是通过我们所知道的，在“封锁”这个词儿下，实行缓慢漫长的掐住进口的做法取得的。希特勒的要塞欧洲有着象阿尔贝特·施佩尔这样能干而果断的人物作为德国经济资源的组织者，并没有很快就崩溃；每经一次破坏性的打击后，就重新大力修复创伤。在施佩尔的指挥下，被特别任命为紧急修理总监的盖伦贝格在暂时修复工作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1944…1945年初冬期间，德国战斗机部队虽然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由于1945年1月和2月盟军又对德国的飞机厂和生产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恢复工作陷于停顿。1944年9月以后，英国继续对工业中心大大加强轰炸。同时，盟国部队正从东西两方挺进，进展神速，以致到1945年4月6日，总参谋部已可以指示轰炸机指挥部不必再对剩下的工业中心进行攻击了。因为估计在这些攻击可能奏效之前，敌人军事上的崩溃就已在望了。
因此，对于盟国经济战政策的最后定论必须是这样：即在1944年和1945年情况变化很大的条件下，这一政策确实给了敌人的经济以极其有效的打击，这是英国一些经济战设计者在1938年和1939年所预言过的；但它只有在海上拦截和外交压力这两种传统的封锁武器辅以史无前例的空中直接打击时，才能对盟国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即使如此，经济战也并非单独能取得胜利的。哪怕在最后阶段，经济战也只是空中绝对优势的副产品，而这种优势由于掩护进攻部队的挺进，就更直接地帮助了盟国获得胜利。甚至在1945年春季，德国军队也没有因为经济衰退而虚弱到不能再进行活动的地步。经济战的主要教训是，即使地理位置和经济上自给自足可使一个交战国不至于受到封锁的影响，但是，在空中优势的无情打击下它也很少能找到任何出路。
首先概述一下经济战的一些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和轴心国之间最重要的或者不管怎样是最频繁的联系。在以下的几章中，我们将从中立国的国内经济、国内外政策以及它们与盟国和轴心国之间各自不同的关系这样的角度来讨论这些中立国的种种困难和成就。
第二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拉丁美洲
第一章 袭击珍珠港以前泛美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引言
从波兰打响第一枪到日本炸弹在珍珠港爆炸（这一事件最终把战火烧到了西半球）之间所经过的两年里，美洲各国由于面对着共同的危险而明确地携起手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对其南方邻国政策的改变，使得已由战争而加速增长的泛美合作有可能得到发展。这一时期拉美各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不亚于其他国家。但是，作为较弱的国家，它们也懂得国际合作的需要。自从拉美各国开始成为独立的国家以来，它们就受到了一些较老、较强国家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它们先是担心受欧洲国家的统治，继而又害怕美国的干涉。这种恐惧感助长了拉美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同时也导致它们更加意识到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对于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使较弱国家维护独立自主的这种认识，已使许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成为国际联盟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其他一些人对国联的作用虽不那么乐观，但他们觉得，加入国联将是提高其民族威望，并与美国抗衡的一种手段。
随着国联的解体和欧洲的混乱状态有增无已，拉美各国表示了更加愿意响应美国为恢复泛美思想而作的各种努力。虽然拉美各国依然害怕美国的经济控制，然而，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在消除他们对美国政治干涉的恐惧方面已起了很大作用。再说，尽管拉美各国不想让他们的国家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但是他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哲学则更是不感兴趣。纳粹蔑视个人自由，迫害天主教，以及他们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对于崇尚个人主义、大部分信奉天主教和种族混杂的拉美各共和国说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虽然拉美许多共和国曾有过独裁政权，然而作为这些政权基础的政治哲学，却与欧洲独裁者的那一套截然不同。拉美独裁主义的传统是带有土生性质的，在那里大多数居民十分贫困，没有文化，政党往往都是腐败不堪，而且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的悠久传统，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出现独裁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1938年德国公使在评论秘鲁公众思想情感时曾沮丧地提到，尽管秘鲁有一个独裁政府，并且也没有德国分子在那里滋事生端，然而贝纳维德斯政府的支持者对德国的态度并不比别国来得更友好些。
拉美在早些时候由于德国反共而对它所表的同情，这时已大部被忘掉了。德国对和平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胁，使共产主义的危险成为次要问题了。再者，虽然民族主义潮流的日益高涨，使许多拉美国家羡慕德国那种维护独立和改善国家地位的成就，同时却也促使他们对纳粹把拉美各国的德侨组织起来所作出的努力越来越反感。他们反对外国人的学校和组织，认为它们干预了拉美国家的内政，并认为是不利于他们同化少数民族的；但是，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看法适用于所有外侨，可是，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却远较对意大利侨民的为甚。意大利人和他们的东道主之间在心理上和血缘上都有着远为亲密的关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也没有遭到天主教会象对德国纳粹党那样的坚决反对。总之意大利的法西斯团体与他们德国的同伙团体不一样，并不是为了“斗争”而组织起来的。战前，意大利各个组织主要关心的是在文化和福利事业方面，并不从事政治宣传活动。
一些拉美共和国国内潜在的轴心国第五纵队，是拉丁美洲和美国日益忧虑不安的根源。在这些国家里，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想要推翻现政府的不满派别可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接受德国的帮助，特别是在1940年之前，纳粹征服世界的危险看来还没有迫在眉睫的时候。担心轴心国可能策动他们进行这种突击，用亲轴心国的政府来取代现政府，从而为它们将来在西半球活动取得一个立足点——这是战争爆发前后支配着美国军事和政治战略上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
欧战一爆发，美洲各国外长就在巴拿马开会，讨论促进西半球安全的措施。拉美各共和国和美国一般都同意国外指望盟国取胜，本国保持中立。当时，这两个目标看上去未必是格格不入的，也不要求各国同交战国的这一方或另一方明显结盟。
大约九个月以后，当美洲各共和国在哈瓦那开会时，纳粹看来有可能（即使可能性不大）获胜在即，因而所要讨论的问题具有大不相同的面目。这个问题涉及到在美国的领导下美洲各国为保卫西半球和防止极权主义国家的侵略进行积极合作的问题。可是，许多拉美国家在经济控制的程度上或在它们领土上建立防务设施问题上，都不愿向其北方邻国作出让步，而在美国政策制订者中却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条件对保卫西半球是必要的。拉美各国不但害怕美国控制它们的经济和政策，许多国家也担心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所向披靡的德国面前也许不足以保护它们，因此它们不愿过分触怒希特勒。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想法的，就是在1940年没有被包括在美国的有效军事援助的范围内，而其经济繁荣则又依赖于对欧贸易的那些南美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对于同美国紧密合作以反对轴心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其相信的程度不仅根据他们国家的大小、力量的强弱、地理位置以及经济需求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各个国家内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也是互不相同的。激进分于称赞罗斯福是一位维护自由制度和主张改善贫困阶级生活的人，而右翼分子却对美国政府维护民主，坚持美洲国家间进行合作的主张不那么欣赏。虽然哈瓦那会议上所达成的那些协议标志着西半球协调的最小的一致性，但是，这些协议为保卫西半球建立一条共同战线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基础。
从哈瓦那会议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的那几个月里，国外事态的发展和国内舆论的势头，同样有助于推进美洲各国之间的合作。这时，拉美各国对德国迅将获胜的恐惧业已消减，而纳粹对平民狂轰滥炸，迫害占领国各族人民以及惨杀人质的所作所为，则进一步激起了拉美各国憎恶希特勒的哲学。但是，轴心国采用了更巧妙的宣传方式，通过着力宣扬拉美各国和美国之间，或者拉美某些个别国家之间不和的因素，力图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在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团体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一般来说，德国采取直接行动是不那么有效的，而且轴心国的阴谋诡计也使大多数拉美国家既感到恐惧，又感到愤怒。于是，为了控制德国和意大利在西半球的活动，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在1940…1941年期间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贯彻执行哈瓦那会议的建议。拉美大多数共和国也制定了法律来防止德侨正式组成一个国家社会党，同时对他们在表面上以办理慈善或文化事业为名所建立的别种组织也加以控制。此外，还制订了其他一些措施来确保外侨履行登记手续，控制他们的行动，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