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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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糟的: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他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向我表示谢意吗?才不呢,他说他要向我的上司投诉!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上司而你肯定赞同我的做法,他说,他要向‘你’的上司投诉。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在你上司的办公室呢。”
“好啊,那又怎么样?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叹口气。
“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把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他说我们的后勤水平不行,也告状去了。”
“没什么,受点批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够小气的。”
“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极力为Krav Maga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十年来这段话利用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 ?在他看来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没有答腔,面无表情。
2000年11月2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两死十伤。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一个磕巴也没打,我们都被他的表演给迷住了:手手牌都一气呵成,没任何间隔。我鼓足勇气,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久的问题:“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
“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
“为什么?”
“一旦意识到赢了,我就会开始判断,就会输。”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
原来这就是他的杀手锏。该把这叫做直觉呢,还是鲁莽?想到他很可能像玩牌这样对待他的部下,我觉得非常反感。我被强烈的报复念头包围了。我起身往外走。走到平台上的时候,回过身对着他大喊一声:“你正在大获全胜。”
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丢,冲着我:“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