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盆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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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芬想了想说:“这个结尾好像更强调受害者本人亲自报仇雪恨,而不仅仅是依靠官府的力量。”
“《乌盆记》这个故事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司法现状的黑暗。许多被谋杀的人不能申冤报仇,而官府严刑逼供出的‘凶手’往往又是无辜的小民,冤案多,冤狱更多。因此,由鬼魂向正直的清官诉冤,然后由清官出面,将罪犯绳之以法,成为我国公案小说的一个主要模式。有人统计过,一部《包公案》,真正靠逻辑推理破案的故事很少,大部分都是冤魂托梦给包公告状,然后包公才破案的。”
郭小芬点点头说:“由此可见,《乌盆记》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只是这传说太过诡异和恐怖,把人杀了,烧了,还要制成乌盆,死者的冤魂还附着在乌盆里,随时寻找着出来复仇的机会,真不知道古人怎么能琢磨出这么耸人听闻的故事。”
杨馆长说:“其实,认为灵魂会依附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东西的观念,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比如非洲的阿闪提人就认为死去的人,灵魂会依附在他生前坐的木头凳子上,所以,一旦人死了,他坐过的凳子就会立刻被家人用煤灰涂黑,被放在家族的‘凳屋’里,接受子孙的供奉祭祀——有没有觉得这幕情景很熟悉?对了,这跟我们中国人把去世袓先的神牌放在祠堂里,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神牌就是一个神凳,一只乌盆,都是死去的人灵魂的载体。”
“可是凳子和神牌上,不存在死者的血、肉或骨灰啊。”郭小芬不大同意,“《乌盆记》这个故事,无论其残忍程度、藏尸方式,乃至复仇过程,都令人发指——现实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没有?”一直沉默不语的翟朗,突然怒目圆睁地吼了一嗓子。
郭小芬和杨馆长惊诧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为何突然间有如此剧烈的反应。
“怎么没有?谁说没有!”翟朗把拳头往桌子上“哐”地一擂,对着她俩咆哮道,“我爸爸就在这渔阳县被人杀害了,而且焚化后,骨灰和在泥里,烧成了一只乌盆!”
第七章 弩矢
杨馆长和郭小芬目瞪口呆!
“你们不相信是不是?”翟朗十分激动地说,“我的爸爸翟运三年前遭人陷害,说他贪污公款,万般无奈之下,他连夜逃出了北京城,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家里每天被搜查三四遍,我和妈妈被公检法的人像扒光衣服一样审查,妈妈实在受不了了,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我只能咬着牙自己一个人艰难地过日子。就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要‘接待’来家中阴阳怪气地打听我爸爸情况的各路公差,受的委屈和侮辱啊,不能提了!”他使劲咽了几口唾沫说,“前几天我收拾我妈的遗物,翻出了一张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短笺,叠得很整齐,上面有一个电话和一个日期,那日期就是我爸离开家两天以后的时间,我打电话过去,号码是空的,但区号是渔阳县。我猛地想起,妈妈在临死前让我记住渔阳县这个地名,我立刻怀疑我爸当初就是逃到渔阳县了,但是为什么他不再和家里联系了呢?我就给渔阳县公安局打电话,一位警官接听后,让我把我爸的照片和基本情况都发过去,我怕最后警方内部一交流信息,又没完没了地缠着我问我爸到底在哪儿,就只是传真了一张我爸的照片过去,别的啥也没说。对方当然表示无能为力,单凭一张照片不可能帮我找人的。”
翟朗把父亲的照片递给杨馆长看了一眼,接着说:“几天前,我突然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我爸爸三年前就死了,是夜里投宿在渔阳县一个叫赵大的窑厂厂主家里,因为露了财,被赵大的伙计李树三——不仅仅杀了,还残忍地肢解、焚化,把骨灰和在泥里做成了一只乌盆……”
“我的天啊!”杨馆长一声轻呼,不禁捂住了嘴巴。
“信里还说,我爸的受害地点就在渔阳水库旁边一个叫大池塘的地方,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第二天我立刻收拾包袱来到了这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仇人,给我爸报仇!”说着,他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来,“嚓”的一声插在了桌面上!
看着他橫眉怒目、咬牙切齿的表情,杨馆长吓得说不出话来,还是郭小芬严肃地说:“翟朗,你别这么冲动,把刀子收起来!”
翟朗这才意识到自己太鲁莽了,这里不是狮子楼,眼前这俩人也不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赶紧把刀收起,伸手摩挲了两下被戳了个坑的桌面,见摩挲不平,对着杨馆长嘟囔了一句“对不起”。
“翟朗,我觉得,你单凭一个陌生人打了个电话,就要去杀人报仇,是很不理性的行为。”郭小芬说,“你怎么知道那个陌生人打这个电话是什么目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真的是某个人杀了你的父亲?你亲眼见过那个掺杂了你父亲骨灰的乌盆吗?如果都没有,很可能你是被人利用了啊!”
翟朗很不耐烦,瞪着眼睛说:“反正我来这儿就是要报仇!谁也甭想拦着我!”然后,他把父亲的照片从杨馆长手中夺了回来,“哐”地站起身,径直下楼去了。
望着他坚定的背影,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郭小芬的心头。
“咱们也走吧!”杨馆长受了点惊吓,似乎不愿意再留在这个有着刀伤的桌子前,“这个小伙子只是说来找我问《乌盆记》的传说,谁想最后差点出人命。”
郭小芬一边看她收拾皮包,一边笑着劝道:“这就是个没脑子的愣头青,您不要真的往心里去。不过,我也很好奇,咱们县怎么会流传这么个诡异恐怖的传说,我还听说如果把死人做成了乌盆,放到床下,找个不知情的外人在床上睡一觉,就能镇魂,是真的吗?”
“准确地说,不是镇魂,而是让乌盆里的冤魂在找替代或者报冤仇的时候,错把睡在床上的那个人当成对象。”杨馆长和她一起下楼,边走边说,“咱们县自古就是个贫困县,唯一盛产的就是黄土,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从事砖窑、瓦窑的营生。过去的年月,穷乡僻壤的,荒野上野兽比人还要多,那人也就跟野兽没什么两样了,为了一口馒头都敢拼命,遇上个有钱的旅客,跟饿狼见到肉似的……人,倘若孤身一人行走世间,什么样的遭遇不会碰上?人,要是没有其他人的监督,什么残忍的行径做不出来?自然就会有各种各样恐怖离奇、半真半假的传说了。”
走出图书馆,杨馆长从自行车棚里取出自行车,推着和郭小芬慢慢地走着。刚刚下过雨的街道上,年久失修的地砖不是碎裂就是凹陷,到处都积着一洼一洼的小水泊,因此杨馆长不时提醒着郭小芬“注意脚底下啊”“绕着点走”。由于很多路灯都是坏的,所以迎面走来的面孔一律黑黢黢的,郭小芬恍惚间觉得其实自己依旧走在900年前的渔阳县,分不清哪个是人,哪个是兽,哪个是凶手,是受害者,反正每张脸都是乌盆一样的颜色……
“教化不到位,那人还不如一条训练过的狗呢!”杨馆长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县,大概最无人问津的公共场所就是图书馆了,市民们宁可花上几百元钱去看一场脱衣舞表演,也不会花五元钱办一张借阅年卡。县里也差不多,随便一顿公款吃喝的费用,就比拨给我们一年的购书经费还要多。你下次白天来,我带你看看,大部分书柜上的书都旧得跟出土文物差不多了,纸张不是黄就是脆,碰一下都能散架……唉,没办法啊,900年前这里是荒野,900年后呢,我看,某种意义上也一样是荒野!”
“所以——”郭小芬沉吟了一下说,“所以,依旧有可能发生《乌盆记》里那样的凶案。”
杨馆长瞪圆了眼睛,看了她很久,叹了口气说:“你还真的相信翟朗的话啊,真要杀了人,何必用那么残忍而费劲的方法做成乌盆呢?”
今天坐车来渔阳县的路上,楚天瑛接到了蕾蓉的电话,说分析结果证明,乌盆内确实掺杂有人类的骨灰,她再次强调“这并不能证明发生了一桩凶杀案,因为很可能那骨灰是一个正常死亡的人的”。当时楚天瑛就问:“蕾蓉,假设那真的是一个被谋杀的人的骨灰,你认为凶手为什么要和泥做成一个乌盆呢?”蕾蓉的回答让楚天瑛打了个冷战:“从法医人类学的角度讲,把人焚烧成骨灰,几乎可以完全掩盖死者的死亡方式,而将其骨灰和泥做成乌盆,则是把证明死者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最后证据都消灭掉了。换句话说,这种方法是彻底消灭一个人——连同他的死亡——的最好方式之一。”
几百年前发明的这一方法,迄今居然都具有完美犯罪的价值,不知道算不算古代中国人聪明智慧的象征。
当然,这些话没有必要告诉杨馆长。郭小芬问道:“杨馆长,你知道赵大这个人吗?”
“知道啊,原名叫赵金龙,也算是本县的名人之一了。最初他在渔阳水库附近开了个窑厂,卖瓦盆,三年前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发了大财,开始做建筑和建材的生意,现在是县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权势很大,手眼通天。不过,半年前他老婆死了,他就到水库旁边的‘大池塘’隐居起来了——‘大池塘’就是他给自己搞的一个私人鱼塘——听说他每天就坐在鱼塘边钓鱼,很少见外人。”
“这个人怎么样啊?”郭小芬试探着问,“听说几年前他的窑厂还出过一场塌方的事故?”
杨馆长眯缝起了眼睛说:“小郭,我怎么觉得你像个记者呢……赵大那个人啊,县里政协开会的时候我见过,但没有说过话,给人的感觉是很有心计,眉眼总是压得很低,防人防得很严。塌方都件事情,说法很多,有的说就是塌方压死了工人,有的说是赵大用的都是残障人士,是奴工,怕上面有人查,就制造假塌方把奴工都杀害了……我觉得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实情啊。”
郭小芬觉得她有点闪烁其词,话里有话,但不好再进一步追问了。
突然,一排摩托车放着吃了半斤黄豆般的响屁驶过,没过多久,最前面一辆突然一个急刹车,掉头又开了回来,然后带着其他摩托车缠腰龙似的在郭小芬和杨馆长周围绕圈子,还发出印第安人狩猎般的怪叫,车灯闪耀,将附近映照出格外妖异的光彩。
杨馆长有点害怕,握着自行车把大气也不敢喘一口。郭小芬倒是很沉着,像看马戏似的冷冷地看着这群怪兽。
没多久,怪兽们停下了,带头的那个摩托车手一脸淫笑地对着郭小芬说:“小妹儿,哪儿来的?”
郭小芬多年从事法制报道,跟什么样的人都打过交道,知道这种流氓、地痞最是难缠,所以也不激怒对方回答道:“我是一个游客。”
“哟!渔阳欢迎你!”一脸痤疮的摩托车手哈哈大笑,“这么晚了,找到住的地方儿没?哥家里有张很大的床,暖暖的,软软的,免费让你睡好不好?”
“好啊!”十几个骑摩托车的流氓发出一片哄笑声。
郭小芬知道,再说下去,等于刺激这些人渣的性激素分泌,于是拉着杨馆长就要走。谁想她没走几步,这群流氓就又重新把她围了起来,领头的“痤疮”把车向她的方向倾倒,翘起屁股,把臭烘烘的面孔不断贴近她的胸口道:“哎哟哎哟,我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