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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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就买一大串香蕉扔在车里，饿了就剥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余阳在厨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进行英语会话，我躺在客厅沙发里养神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刚吃了一半儿，甚至刚刚端上桌，电话来了，客户要货，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候，吃罢饭，喝过茶，如果有兴致的话就开车出去玩儿——去酒吧喝酒，去夜总会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诺试试运气，写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来得早，他们俩都不在。有些无聊，便去汪虹屋里想找本书看。随手翻开一本捷克语教材——她正在努力学捷语——见里面夹着一张写着中文的纸，原来是汪虹的姐夫写给她的便条。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国了，把账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卢德法时留下的20件砂洗衬衣我已经卖掉，是220克郎一件卖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润2400克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拿走1200克郎。
2，电话费单已到，共2870克郎。电话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们按55％对45％这样的比例分摊，你应该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应得利润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东来收房租，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
庭长一拍桌子：“胡说八道！这能算证据吗？我还说你根本就没往抽屉里放过钱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这样护着她？为什么？你说！”
来看热闹的人都捂着嘴笑，一位女审判员眼尖，看见那女人的坤包儿拉链儿上卡着一截儿工资条儿，便大声说：“哟，你的工资条儿卡在拉链儿上了。”
实际是给汪虹提个醒儿。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夺过坤包儿，拉开拉链儿。
正是汪虹的工资，一分不少。
从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过去的个人生活。在卫生局工作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也爱她。她怀孕了，小伙子却要结婚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局长的女儿。
那年她23岁。
她痛不欲生，但也无可奈何，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卫生局不能呆了——局长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礼，又正赶上公、检、法扩编，调进了法院。
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从哪儿把汪虹这件丢人事儿给打听出来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讲，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好在她还有个从未谋面的大姑。
她给大姑写了一封信。
1991年1月，她收到了大姑寄来的邀请书。她欣喜若狂，几年存下的郁闷污浊之气一朝尽吐。
在当时的中国，出国发展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那时办护照光有邀请书不行，还必须有单位证明。她去法院开证明，全院立刻轰动了。与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向她表示祝贺——连庭长也来了。
她成了院里的焦点人物。
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她告别送行的朋友，怀揣800美金，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从此天涯孤旅！
那时苏联虽然还在，但已经危在旦夕。一个多月以前，苏联的部分共产党人为了挽救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理念，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严重不满，发动了著名的8。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接管国家政权。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叶利钦登高一呼，军民响应。不过三天，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回克里姆林宫。此君受了党内同志一惊，余悸犹存，立刻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继而叶利钦又宣布俄共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此时的苏联政局正是一片混乱，父母都为汪虹担心，劝她推迟行期，看看再说。但她执意不肯。年轻和勇气使她无所畏惧，她以为前程必定似锦，却未料只有荆棘丛生；她以为从此坦途通天，却未料崎岖坎坷，跋涉艰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她的包厢里还有三位旅伴：一位蓝姓北京姑娘，是要从莫斯科转道匈牙利的。她的男朋友在那边做生意，要她去助一臂之力。另两位是先生，一高一矮，高个儿姓李，矮个儿姓卢，供职于北京一家外贸公司，此番去莫斯科洽谈贸易。旅途寂寞，大家自然比平时亲切几分。车到二连浩特，彼此已经熟悉得如同朋友一般。
二连浩特是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距北京有一夜的车程。这是一个边陲小镇，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不仅全体旅客要在此查验护照签证，列车也要在此换车轮。汪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说火车还要换轱辘，新鲜得很。李先生见多识广，便给她讲起原委：
在19世纪40年代，有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到俄罗斯来访问。他建议沙皇政府修铁路时采用宽轨，并列举了一大堆宽轨的好处，预言全世界很快都会采用宽轨。还举了一个例子——人在喝醉酒时是并住腿站得稳还是叉开腿站得稳？
俄罗斯盛产醉鬼，这个例子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以后的年代里，俄国人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初没有轻信这位美国工程师的话。
全世界都使用窄轨，只有俄国和蒙古——它实际上的附属国，铁路也是由俄国人修建的——使用宽轨。
汪虹把这个故事记到了本子上。
换轱辘需要两个小时，大家都下车到站台上散步。进入十月的内蒙古已经颇有点凉意了，汪虹穿着毛衣犹不觉暖，又披了一件风衣，先在站台上的售货亭里买了一张印有国门照片的明信片，坐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以膝为桌，匆匆写了几行字——
爸爸、妈妈、姐姐：
我已到达边境小镇二连浩特，现在列车正在换轱辘——没听说过吧？过一会儿就要走出国门了，就是明信片上这个大门洞。
那边就是蒙古。
在国内总给家里添乱，总让你们操心，好在这回出国了，新生活已经在我面前展开，我会成功的。
汪虹
1991年10月2日
她看了一遍，把明信片扔进了邮筒。
列车再次开动，缓缓地驶出了国门。可是才开了十分八分，又停下了。看看外面，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老李告诉她，这里叫扎门乌德，是蒙古的一个小镇。蒙古的海关和边防检查站都设在这里。
果然，列车刚刚停稳，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便上了车。礼貌还说得过去，用蹩脚的英语问声好，然后就查验护照。可你把护照递给他，他并不看，眼珠子光盯着你的行李。当时这趟车上也有不少中国人带货——当然比不上随即到来的国际大贩运——又穷又贪的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已经开始尝到了甜头。但汪虹这个包厢没人带货，边检人员看看没油水可捞，便开口了，对汪虹说：
“大大！”
汪虹不明白什么意思，还以为护照有问题呢。还是外贸人员见多识广，卢先生说：“孙子问你要泡泡糖呢！”
汪虹笑了，用英语说：“我没有口香糖。”
“香烟。”
他见没有口香糖，又用标准的中文说出了“香烟”。怕汪虹听不懂，还把两根指头放在唇边，做吸烟状。
汪虹烦了，她无法想象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竟无耻到这种地步，刚想发作，卢先生递过来一包万宝路，那边检接过装进口袋，竖起大拇指，又是一句中文：
“好朋友。”
拿着护照下车了。
汪虹说：“怎么都成叫花子了？”
大家就苦笑。
三分钟不到，那小子又上来了，发还盖好入境章的护照，倒麻利。又朝送他烟的卢先生笑笑，用大拇指比划打火的动作——这小子还想要个打火机！
卢先生没辙儿，从衣袋里摸出个打火机递给他。
他接了打火机笑眯眯地刚想走，汪虹把他叫住了，用英语对他说：“你们当年真不该离开中国，中国什么都有。”
他耸耸肩，用英语回答：“这不是我的责任。”
走了。
与汪虹不久就会碰到的俄罗斯、罗马尼亚海关边检人员相比，这小子简直就是个道德君子。
列车很快启动，随即加速，辽阔的蒙古高原扑面而来。
第四章 心痛的感觉
与内蒙古相比，这里更空旷、更辽阔也更荒凉。在内蒙古境内你可以经常看到村落、炊烟、牛羊，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老李问汪虹：“你刚才对那小子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也听说这里以前是中国领土，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
汪虹说：“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被提起的国耻。”汪虹在大学里是历史课代表，这回轮到她娓娓道来了：
清朝初年的时候，朝廷为了便于管理，便把蒙古分为三部分，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漠南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漠北漠西就是这里。那时候，清政府在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派驻大臣，定期举行针对沙皇俄国的军事演习。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