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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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因此而爱戴和尊敬中国人。
爱戴和尊敬的方式不同，各有特色。例如在阿姆斯特丹，赌客进门都要交验护照或身份证明，由保安人员加以登记，以免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后无从查考。但对中国人不，中国人之进赌场大约相当于一国元首应邀去另一国进行友好访问，哪里还用得着查验护照，一张黄脸就是通行证。特别是你跟一群欧洲人同时进门，他们都在那里依次登记护照，你却分开众人大摇大摆的登堂入室，门口的保镖还对你满脸堆笑地说声：“Please，goodluck！”
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嘿！真想高歌一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媚镉锨袄矗怯帽曜嫉钠胀ɑ跋蚰阄屎茫缓蟠愕蕉奶ㄗ拢槐叨囊槐吆湍憷页！？br /》
她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是赌场老板为你提供的免费翻译。
布拉格赌场的风景又不同。一般说来，大多数赌场都免费向赌客提供酒水饮料甚至夜宵。但也有一些赌场比较小气，烟酒食物都收费。但对中国人不，中国人只需在单子上签一个方块字，全免。你想想看，仪态万千的金发美女送酒水到赌台前，牛高马大的洋鬼子都要掏钱付款，而你只凭一张黄脸几个爬爬字就可以免单，心情不是仅一个愉快就能涵盖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赌场，相信都能看到我们亲切的黄脸。而在同胞们相对多一些的地方，卡西诺就当仁不让地成了中国人俱乐部。
布拉格就是这样。
平时大家都在为生计奔波忙碌，见面的机会不多。你找一个朋友总也找不到，电话不通，家也不知搬哪儿去了，你又有急事儿，那就晚上去卡西诺吧。你不光会找到他，还会碰见一大帮久违的朋友。
在这里，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赌客。
有一位在市场练摊儿的福建农民，白天叫卖他从家乡运来的伪劣凉鞋，便宜，50克郎一双。我曾亲眼见他和一位顾客因为退货而发生剧烈争执——顾客买了他一双鞋，穿了三天就坏了。捷克的商业法规定一双鞋半年之内坏了必须退换，但他坚决不退，大吵大闹。直到顾客找来警察，他才嘟嘟囔囔老大不情愿地退了人家50克郎。但一到夜里他就换了一个人，精神亢奋，情绪激昂，时而开心，时而愤怒，在轮盘赌台上输个万儿八千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想起他白天顶着大太阳练摊儿卖伪劣凉鞋，满脑门子都是汗珠，与顾客讨价还价，锱铢必较的样子，心里的滋味很复杂。
有一位北京赌客，我们是一张赌台上的赌友，几乎天天晚上在一张扑克台上赌Pass，但我们的交往仅限于赌台之上。他肯定不是做贸易的，因为我在任何一个生意场上都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他。他性格开朗，嘻嘻哈哈，手气却出奇的臭。别人虽然是输多赢少，但也总有赢的时候。但我从未见他赢过一次，哪怕小小的一次。他的一个大优点是愿赌服输，不急不躁不生气，尽管输得一塌糊涂，还是笑嘻嘻地用英语混着捷语跟发牌小姐聊天开玩笑。
有一回他坐在我旁边，发牌小姐发牌完毕，他细心地一张一张捻开，竟是一副四带一！
他高兴极了，把牌一扣，怡然自得的吹起了口哨——捷克的舞曲：啤酒桶波尔卡。
我连一副小对儿也没有，早Pass了。
发牌小姐含笑问他：“好牌？”
他得意地说：“Ofcourse。”
发牌小姐一张一张翻开自己的牌，竟是一副傻牌！
欧洲Pass的规矩除了大对儿压小对儿，三头，只赔赌客前面的注儿，那是没多少钱的。
他气恼地连连用扑克砍发牌小姐的手。
发牌小姐娇滴滴地捂着手作势呻吟。
接着又发牌。
还真不错，他是一副双批，两个Q两个5。
他又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发牌小姐翻开自己的牌，竟是三个A！
下的注儿被全部收走，气得他对着发牌小姐大叫：“beautifulmafia！”
小姐笑靥如花地说：“lamsorry。”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仿手枪的打火机，往赌台上一拍。
小姐笑着发牌。
也奇了怪了，他今天手气格外地好：一副同花顺！
他不吹口哨了，全神贯注地看着小姐一张一张翻开自己的牌。——小姐的手气比他还好，又是一副傻牌！
他一下子跳起来，从赌台上抄起手枪对准发牌小姐就扣动了扳机，枪筒里冒出一股一寸长的火苗。小姐抽搐了一下，捂着胸口作中弹状，摇晃着伏在赌台上。
赌客们都哈哈大笑。
谁都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华民族也成了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正像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暸望杂志上写的那样，“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冒伪劣商品，从股市造假你方唱罢我登场到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蛇鼠同穴’，从企业三角债雪球般愈滚愈大到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从为人师表的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以至于从不题字的朱镕基都破例为上海一所会计学院写下了‘不做假账’的校训。”但同胞们也不必悲哀，诚信对于中国人并不是绝对的一塌糊涂，绝对的乏善可陈。西谚说：门关上了，总有一扇窗子会开。在赌场，中国人的诚信品格堪称典范。
我认识一个北京人，此君除了对卡西诺严守诚信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讲诚信。1992年前后国内内需很差，加上国际制裁，取消了很多订单，纺织品大量积压。他因利乘便，不掏钱就骗来了大批集装箱，从此便一头扎进卡西诺里再不肯出来。有一本介绍卡西诺的书中说，一个赌客只要连续赌15分钟，卡西诺老板就有了利润。
他曾创下了苦战48小时的纪录。
他并不清楚他那些集装箱里装的都是什么货，经常是输得没钱了，便着马仔去打开一个集装箱看看是不是应季的货，是就低价卖掉，把钱赶紧送到卡西诺去。因为永远不会返款，所以价格极低，通常都低于成本价。不管他走进布拉格任何一家赌场，只要老板在，都会亲自出来招呼。两人握手寒暄，像一对交往多年的老朋友。
有一个晚上，我眼见他输掉了五万美金，已经弹尽粮绝。低价卖货也是明天的事，大半夜的去哪里找客户？这时卡西诺老板出现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保镖，保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密码箱。老板笑着问他今天是不是运气不太好？他说是你的运气太好了。老板笑了，挥手让保镖上前打开密码箱，里面是整整两万美金的筹码。老板说你拿去赌吧，算我借给你的，我希望你这次的运气比我好。
连借条都没让他打一个。
此事轰动了布拉格华人社会，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但有一项共识：中国人的诚信征服了卡西诺老板。
第二十七章 女人比男人更能赌
其实，大老爷儿们有钱的来找乐，没钱的来求财，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倒是几位年轻漂亮的中国女赌客，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女人生来小气，她们只愿意赚钱和存钱，从来不懂得挥霍。只要是在卡西诺豪赌的中国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黑社会背景，或者在经营着非法行当。
新华社内参曾经准确地报道过，布拉格的中国黑社会按地域分为北京帮、福建帮和上海帮。这三个帮派首领的老婆，都曾和我在卡西诺并肩战斗。
有一个北京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长得高大漂亮。她赌起来非常地狠，输赢都很大。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这间赌场一年就输了70万美金。“我不可能再做正当生意了，因为做正当生意不可能赚到70万美金。过一天算一天吧，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她参与了其丈夫的所有罪恶勾当，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把布拉格华人社会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有一个福建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也很漂亮，个子不高，身材匀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不光在一起赌钱，有时也一块儿去喝杯酒，聊聊天儿。她在福建一个县级市里当教师，这个曾经的职业使我愿意与她交往。有时她到我住的地方来玩儿，也邀请我去过她在市中心的家——她一个人住。我不便问她为什么独居，因为我认识她丈夫，知道他也在布拉格。但从她对卡西诺的迷恋与沉溺及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的情况看，必有些不足于外人道的原因。
后来我们很要好了，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莫斯科染上了很严重的性病。
上海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快人快语，毫无城府。她的黑帮丈夫大她二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她却活泼大方，青春得很。她几乎天天要赌到天明，我也能理解，她怎么愿意回去陪那老头子睡觉呢？有她坐在你旁边赌，耳朵都会让她吵破。而且她的话特别古怪，你真不知道她是简单还是傻。比如有一回她拿到了三个K，很得意地给我看。我说你手气真不错，便一齐看发牌小姐自己会是副什么牌。没想到发牌小姐竟是三个A，通吃。她用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她为什么是三个A？三个Q刚刚好嘛。她为什么不拿三个Q？神经病嘛！你说对不对？”
这三位黑帮太太既有钱又有闲，出入赌场是很平常的事。真正让我拍案惊奇的，是四位美丽的青春玉女。
她们都很年轻，也很漂亮。衣着光鲜时尚，露脐装，吊带裙，黑色的唇膏，红色的眼影，五颜六色的胭脂。在赌场里大呼小叫，气焰万丈。一同来，一同走，来去如风。与我们讲些生硬的国语，她们之间则永远是一口叽哩哇啦怪声怪气谁也休想听懂一句的方言。有时发牌小姐看她们叽叽喳喳说得那么热闹，面部表情又那么生动，便问我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你一样，完全听不懂。发牌小姐觉得我的回答很奇怪，便又问：
“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听不懂她们的话？”
我便给她解释，但解释不通。这不是因为我英语和捷语都不够好，而是因为欧洲人太死性。解释了好半天，发牌小姐依然问我先前的问题：
“她们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她们讲的是不是中国话？”
“是中国话。”
发牌小姐笑了，“你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
“那你为什么听不懂中国话？”
把我给绕进去了。
我解释说这是“dialect”。她说不对，她告诉我捷克南部有些地方是摩拉维亚人居住区，他们都讲方言。但我们完全听得懂。甚至斯洛伐克人，那完全是另一个民族，但我们也可以没有任何困难的听懂。可你们？她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我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和你讨论有关语言的问题，我只希望你能发给我好牌。
她笑了，一边把牌洗得哗哗响，一边对我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感到很奇怪。”
感到奇怪的不止是她一个人。
瓦哈洛娃的女儿丽丽，那位漂亮的混血儿，去年曾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他们从布拉格直接飞到上海，游览了黄山以及苏杭后才来到北京。我那时恰在国内，见面时她告诉这样一件趣事：为了更好的游览黄山，她在上海报名参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