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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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她都考虑过，但她无力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而且，和爱相比，这些鸟事儿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她义无反顾。
她心安，老吴却不能心安。一个50岁的男人，他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都不允许他像佩瑶那样想问题。他所顾及的和考虑的问题多如牛毛，他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压力。
他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对家庭是犯罪，对朋友是犯罪，甚至对如花似玉的佩瑶也是在犯罪。
千夫所指，几近崩溃。
他想中止犯罪，但他办不到——这是多么迷人的犯罪呀！他无法抵抗一个娇嫩异性的进攻，说得恶俗一点，他虽然50岁了，性欲望和性能力都还正常。长期的独身生活使欲望更加强烈，而且，仅就床上表现而言，方老师根本无法和正值青春的佩瑶相提并论。
更何况他也深深地爱上了她。
他下决心不回国了，凭割断愁思恨缕。一心在遥远的维也纳与佩瑶共筑爱巢，双栖双飞。至于其他的一切，都顾不上去想了。
辛佩瑶感到很幸福。在她此刻的眼中，老吴绝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人。过去觉得他瘦的像个大虾米，现在怎么看都像米开朗基罗那些棱角分明的作品，瘦才显得精神，像一株冒雪开放的老梅；过去觉得他琐碎，现在明白正是这种琐碎显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细心；过去觉得他老，然而只有这个年纪的男人才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帅气。老吴是佩瑶第一个男人，因此她无法比较床上的优劣。但她感到很满足，也许，与不懂事的毛头小伙子在床上的疯狂舞蹈相比，一个中年男人食髓知味的细心耕耘，更能使女孩子迷乱陶醉。
她怀孕了。
她问老吴怎么办？老吴说你看呢？她笑了，说：“当然要生下来，这是我和你的孩子，我们爱情的结晶呀！”
老吴幸福地叹气。
孩子出世了，是个美丽的小千金。老吴为她起名叫纳纳，纪念这个孕育她的美丽城市维也纳。老吴有奥地利永久居留身份，享受奥地利国民所能享受的一切福利。因此，小纳纳的所有费用，都由奥地利政府无偿提供。佩瑶高兴地问老吴：
“这不是社会主义吗？不，简直是共产主义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是农耕时代。如今是信息社会，坏事该传怎样的一个长度呢？一万公里总是有的——老吴的家里和佩瑶的家里都知道了老吴跟佩瑶同居生女的坏事。也不知是哪家先得到的消息，但不管哪家先得到，肯定在第一时间就通报了另一家——楼上楼下，方便着呢！
方老师病倒了。
佩瑶的父母也病倒了。
他们不能承受这个打击，也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方老师打来电话，把老吴骂了个狗血喷头！
佩瑶的爸爸也打来电话，把佩瑶骂了个狗血喷头！
以至在夜里，一听电话铃响他们便在床上簌簌发抖，谁也不敢去接。
老吴的心情从此恶劣起来。鸵鸟政策破产了，他必须面对道德和家庭。一个50岁的男人，一个50岁的中国男人，精神上的负重是难以想象的。
他迷上了威士忌，经常大醉如泥地回来。
他迷上了卡西诺，经常一文不名地回来。
喝醉了酒回来，佩瑶为他端来热茶，他却粗暴地打翻在地，瞪着被酒精烧得红红的眼珠子问：“你是谁？滚开！别烦我！”
输光了钱回来，佩瑶不免埋怨几句。他竟暴跳如雷，“钱是老子挣的，老子想干啥就干啥，不用你管！”
辛佩瑶吃惊了，那个温文儒雅、体贴入微的吴叔叔哪儿去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得愈来愈频繁。
佩瑶伤心了。她理解老吴有许多排解不开的烦恼，但这种排解方式严重损害了一个成熟男人的形象。当初佩瑶之所以爱上老吴，除了孤独、寂寞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被老吴的成熟男子气概吸引。而现在，这种使她迷恋的气概不复存在。至于说到烦恼，佩瑶自认并不比他少。至少她永远不能回国了，她注定要在异国漂泊——她无法抱着和老吴生的女儿回家，她的行差踏错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羞辱，她也不能面对善良的、优雅的方老师，在她面前她感到自己是一个贼。
每逢老吴喝醉酒或输光钱回来找茬儿时，她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哭泣。哭累了，她抬起头，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竟发现镜子里面的女人是那样妩媚动人。由于心情不好，她已经很久没有注意过自己了。她仔细看着，眉毛弯向鬓角，光滑的额头没有一丝皱纹，眼睛又大又黑，鼻梁高高的，只是嘴巴有些大，可如今也是时尚。
再往下看，胸脯鼓鼓的。
她解开睡衣，也许是没有哺乳的原因，两只雪白的乳房骄傲的挺着，小小的粉嫩的乳头，周围是一片圆圆的粉红粉嫩的乳晕。
难道就陪这不知珍惜的老醉鬼和老赌棍一生？
她的心突然被刺痛了。
妈妈的信接二连三地来了，劝她冷静下来，及早和老吴分手。
当老吴又从卡西诺一文不名地回来时，佩瑶把妈妈的来信全部拿给他看，然后轻声说：“咱们分手吧。”
老吴慌了，扑通一声跪在佩瑶面前，说我再也不赌了，再也不喝酒了，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四岁的纳纳惊恐地看着爸爸妈妈。
佩瑶心软了，她扶起老吴，在他怀里失声痛哭。她想：大家都不容易，只要老吴还能像以前那样，就一块儿走到底吧。
好日子没几天。
老吴又输光了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老吴又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回来了。
吵闹、哭泣都无济于事。
佩瑶一横心，不辞而别，只身来到布拉格。
在奥地利干了几年，手里也有了些积蓄。她希望与过去告别，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在布拉格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并在离地铁站很近的地方租下了一个商店，专门经营中国纺织品。她给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现在的情况。妈妈哭了，说孩子你做得对。快点给我寄邀请书来，妈妈要过去帮你。
妈妈来了。
她知道老吴也来了布拉格，是来找她的。她给奥地利的朋友打电话，询问纳纳的情况。朋友告诉她，老吴一见她走了，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找。后来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她去布拉格了，立马辞工，带着纳纳就奔布拉格去了。最可怜的是纳纳，佩瑶走了以后她就没笑过，忧郁极了。寸步不离老吴，生怕爸爸也没了。
佩瑶拿着电话泪珠不断。
妈妈鼓励她：“孩子，坚强些，每个人心里都有伤痛。别看现在乌云密布，走过去就是一个晴朗的天！”
当佩瑶在荷兰吧里对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她万万没有想到，老吴带着纳纳就住在离她们的家不到200米的地方。他每天早出晚归，到处寻找佩瑶，身心俱已疲惫至极。
第二十四章 剪不断，理还乱
黄文玉搬走了，留下佩瑶母女陪着女房东。
她搬到老申那里去了，老申在布拉格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套很便宜的公寓，三室一厅。他一个人住着不单冷清寂寞，而且还得独自负担房租，因此便力邀黄文玉一起住。黄文玉算算账，房租分担，比现在能省不少呢。再说，老申再差也是个爷儿们，跟他在一起，怎么着也比整天守着一帮女光棍强。
欣然前往。
这时，她已经开始了练摊儿生涯。由于她有点语言，人也勤快，上货上得准，生意相当不错。一个月下来，千把美金的纯利总是有的。
黄文渝还在为陈妮娜当牛做马。披星戴月，毫无怨言。
他觉得值。
有陈妮娜夜里在床上相伴，他早已心花怒放。过度的奔波劳碌使他精神懈怠，体力渐觉不支，肝区也总是隐隐作痛。但他仍强撑着，东一头西一头地开车跑。这时陈妮娜已经不再跟他同去了，装车卸车，支摊儿收摊儿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每天早晨都来不及吃饭，通常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出发。外地城市的零售市场一般都距布拉格一二百公里左右，赶到后支摊子卸货，都弄好天也大亮。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三三两两的顾客已经来了。一直忙到中午，抽空儿买个棍子面包加一杯咖啡就算是午饭了。晚上回来早已是疲惫不堪，面对陈妮娜烧好的一桌菜也毫无胃口。随便吃几口菜，喝两杯老酒便上床睡觉，床上还少不了一番大汗淋漓的辛苦劳作。有时黄文渝实在没兴致，但陈妮娜闲了一天精力充沛得很，非要不可，黄文渝只好强打精神挥戈上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陈妮娜这个女人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贪婪，有了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吃苦的黄文渝，她已经不要老申了，但她听说黄文玉搬到了老申那里住，仍旧嫉妒的死去活来，一股无名火烧得五脏六腑难受。她以为黄文玉一定要和老申睡在一起了，于是便隔三岔五大安排乱七八糟的人去住，明摆着要挤黄文玉走，黄文玉心里也明白。其实，黄文玉此时并没有与老申苟合。而且不用她挤，黄文玉自己就要走了。老申住的是公寓楼，黄文玉要练摊儿，晚上停车不方便。天天卸货装货，谁受得了？便又托人找了一个带院子的小HOUSE，两层，房东老两口住楼上，她住楼下。虽然也是一间小房子，但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关键是每天晚上收摊儿回来能把车开进院子，不用卸货。
黄文玉出来好几年了，从来没回去过。黄文渝倒是年年回一次，可都是跟黄文玉要钱买机票。黄文玉不仅给哥哥买机票，还每次都托哥哥给妈妈捎点美金做家用。黄文玉只有妈妈了，爸爸是个军人，在黄文玉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还有两个姐姐，男孩儿就黄文渝一个，从小娇惯得厉害。后来黄文玉才知道，妈妈从来没收到过她捎回来的美金。黄文玉生气了，便去问哥哥。哥哥回答得很干脆：“我用掉了。”黄文玉说你怎么可以，那是给妈妈的钱。哥哥笑了，说：“怎么不可以？反正交给妈妈她也是要给我用的。”
黄文玉无话可说。
要说这黄文渝本来在上海混得也不错，1990年已经在南京路开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影楼。上海人那几年也不知怎么啦，集体拎不清，都往国外跑。什么澳大利亚、日本，闹得现在澳大利亚使馆见上海人就拒签，东京居民区到处不租给上海人房子住。一时间好像不出国就丢人似的，黄文渝不想丢人，低价卖了影楼，求蛇头把自己贩到了布拉格。
去年回国，他感到肝区疼得厉害，而且天天拉稀，泄痢停快吃了一公斤了，根本止不住。心里疑惑，便去医院看大夫。当时就留院了，肝癌，一个星期后做了手术。
“累的。生生累出来的病。”黄文玉对我说，悲戚中夹着仇恨。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地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