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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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费是没有限制的。必须这样才行，没有人能够预见一个线人、一趟旅行、一个证件、一辆交通工具或者炸药要花多少钱。业务费是不能指望进行严格计算的——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没有人去找线人或者黑市上从事武器交易的人索要发票。这根本不奇怪。阿弗纳感到更为好奇的是，一个值得依赖、没有任何怀疑、有几十万元业务费用的特工会在点一碗意大利肉酱面时，要一张两块钱的发票。
业务费的账户上总是有二十五万元。钱快用完时会定期从其他银行转过来。阿弗纳不用操心这个，会有特工定期来处理的。这些特工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这个账号上总是要有那么多钱。
租保险箱有几个目的：首先，突击队可以保存一部分现金形式的业务费。在必须用现金支付或一经通知就须支付的场合，从保险箱里取钱总比从账户里取钱要简单一些。在某些情况下，要把钱转到其他城市的银行时，现金也要比银行汇票好一些。而且这样会使资金的来源难查得多。
最后，租保险箱是为了沟通的需要。这个保险箱一共有两把钥匙，伊弗里姆手里拿着一把，他可以在箱子里给他们留言，他们也可以给他留言。尽管在执行任务期间这种情况不可能经常发生，但这是与总部保持联系的惟一的方法。
阿弗纳在银行办完事后，把车停在车库里，然后穿过玛希那桥回到酒店里。这不是严格规定的程序，他只是不想被别人跟踪。银行很显然是一个容易被人监视的地方。以前执行任务时他就经常光顾银行，这里是认出其他特工的最好的地方。阿弗纳经常步行一段再开一段路程的车，来回变换。如果时间充裕，他会从一栋大楼的这扇门里进去，从那扇门里出来。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无法预测。只要有可能，就要出其不意，直到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比如说，对在车里等他的人来说就困难了。玛希那桥是一座步行桥。对阿弗纳的目的地感兴趣的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把车从桥上开过去，也不可能把车扔在繁忙拥挤的大街上步行跟踪他。
伊弗里姆一点一点地把信息“施舍”给他。只要他还没准备好回答一个问题，他就说：耐心一点。突击队里还有谁呀？耐心一点，你从日内瓦回来以后就会见到他们的。如果我们搭配不当，无法共事怎么办？放松，我们怎么挑选你，也怎么挑选他们，你们会配合得很好的。如果我们无法做证件，无法买到武器怎么办？我以前从来没买过武器。别担心，跟你一起的那些人知道怎么买。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这方面的。好的，那他们要我干什么？“他们要你，”伊弗里姆说，“他们需要你领导这支突击队。”
第二天回到特拉维夫，他将见到了其他人。还有那未知的因素怎么办？很显然他们的出击不是为了几个卒子，几个小人物，从难民营出来的年轻敢死队员，几个左翼学生或几个精神错乱的女孩。这些女孩因不堪重压或被迫杀人从而将自己的性命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导致精神错乱。但目标到底是谁？有多少？一两个肯定是有的。他问过伊弗里姆这些人是谁，但这位主管这次任务的人只是耸耸肩，向他摆手。
“耐心点，”他回答道。“一切都要等待时机。我们给你两样东西，钱和名单。钱你已经有了，去把它存起来。存好后回来。别担心，你再走的时候，名单就有了。”
别担心，说起来容易。要是选错了人怎么办？
“别这样说。”伊弗里姆总是这样回答。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给自己订了一间二十五号的房间后，结账离开米迪酒店。他闲逛到“大使宾馆”，又订了两问同一天的房间，然后到河对岸的车库里去取前一天放在那里的车子。他穿过勃朗峰大桥，确信没有被人跟踪之后，把车开回城里的租车办公室，搭辆的士去了机场。大约四个小时后，他在特拉维夫着陆了。
他和伊弗里姆在下午五点开车去的那栋楼位于市郊。给他们开门的那个年轻、不苟言笑的女孩让阿弗纳想起三年前去波罗晓夫大街第一次面试时见到的那个女孩。她把他们领到一个房间后，把门在他们身后关上。
他们进去时，房间里的四个人抬起头来。一个人放下手中正在看的书。第二个人把交叉的双腿放下来，身体前倾，但没站起来。第三人正在一个铁制烟缸上磕烟斗，这时也停了下来。第四个人是站着的，这时向前走了一步。
四个人和阿弗纳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好了。”伊弗里姆说。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伙计们，我想让你们见见阿弗纳……阿弗纳，这是卡尔……这是罗伯特……汉斯……当然还有斯蒂夫……”
他们握手，坚定有力，完全是部队里的风格。阿弗纳不知道那四个人在想什么，自己反正是大吃一惊，可以说是震惊。这些人年纪太大了，最年轻的那一个——斯蒂夫——看起来也比阿弗纳大十岁。卡尔年纪最大，一定有四十多了。
并不是说他们年纪太大不能胜任这项工作——阿弗纳对此没有任何意见——而是他要当他们的领导。他们一定都比他经验丰富，一定都参加过西奈战役。卡尔的年纪看起来一定参加过独立战争。阿弗纳能领导这么一支队伍吗，他们中有些人可以做他的父亲了？
他们接受他的领导吗？
“好了，我们时间有限，”伊弗里姆说，“让我们坐下来，仔细检查一下细节吧。我们就开这一次会议。你们下次相见的时候就已经在执行任务了，在日内瓦。”
阿弗纳因为紧张而坐立不安。他看见卡尔又把烟斗装满，第一次希望自己也是个烟民。汉斯、罗伯特、斯蒂夫——他们看起来都很放松。卡尔轻轻地拍着衣袋，想找一根火柴。阿弗纳深吸了一口气。
还行。没有波动。
“日程安排如下，”伊弗里姆说。“除卡尔和阿弗纳之外，其他人再复习两天功课，这样的话，就到了24日。24日休息一天。我希望大家都把个人的事在这天处理好。25日你们带上公务护照去日内瓦。怎么去，什么时候走都由自己定，但天黑之前要到那里。阿弗纳已经在那里给你们订了房间。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们的。你们办完人住手续，把护照拿回来，然后存在保险箱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要用护照了。
“你们复习功课的时候，”伊弗里姆继续说，“阿弗纳和卡尔看一看我们给你们准备的突袭目标名单。等你们在日内瓦会合时，他们对情况的了解就跟我们一样熟悉了，会在那里把情况告诉你们的。
“好。我会按照重要程度给你们一张恐怖头子的名单。所谓重要程度，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至于处理时谁先谁后，由你们自己定。只要能找到他们，干掉他们就行。先找到谁就先干掉谁。
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25日以后你们就要靠自己了。如果你们干得不错，我看报纸就会知道。如果你们干得不行——但你们会干得不错，我对你们非常有信心。”
一直站着的伊弗里姆这时拉过一把凳子弯下身子坐下来，动作虽然灵活，却有点不雅。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餐巾纸，好像要擤鼻涕，却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它，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放了回去。除卡尔之外，其他人都沉默不语。卡尔的烟斗似乎出了一些问题，弄出的噪音大得像一只水牛弄出来的。他抬起头来，歉意地笑笑。
阿弗纳对其他人没有感觉，但对卡尔有。他敢肯定他可以跟卡尔相处得很好，即使按他的年纪他可以做自己的父亲。
伊弗里姆又说话了。“有两个原则，”他说，“我们还没讲，或者说讲得不够。两个原则都很重要。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首先，你们知道恐怖分子的座右铭是：杀一儆百。那么，你怎样做恐怖分子？如果他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A处到B处，你把他杀了，这是不够的。其他人也许会说：‘阿莫德把脖子伸出来时被他们杀了，我要小心一点。’你杀了一个，其余的人照常：他们不怕。
“但如果在这个恐怖头子的周围都有他自己的人，他感到真正安全的时候干掉他，那就不同了。如果你设计精巧、出其不意，我……我举不出例子，但是如果你们在最不可能的时间或地点，或以某种最不可能的方式，那么……那么其他人就会被吓倒，他们会说：”‘噢，该死的犹太人真聪明，犹太人的手真长。他们能在那种情况下干掉阿莫德，他们也能这样干掉我。’”
阿弗纳注意到伊弗里姆在讲这些的时候，卡尔一直在看着罗伯特。而罗伯特没有看着他，他两眼紧闭，一手托着下巴，好像在深思。阿弗纳的脑袋里快速地、下意识地推理着。他还不了解他的突击队——但罗伯特也许是个武器专家，也许是爆破专家。他和卡尔以前一定合作过。好。
“第二个原则，”伊弗里姆继续说，“就是阿弗纳早先提到的，如果找错了人怎么办？或者找对了人，但伤及了无辜怎么办？
“我想说得更清楚一些。答案是，你不会。就这么简单。你不会。
“既然有风险，你就要把风险降到最低。零风险：这是你工作的组成部分。你们不是恐怖分子，不会把手榴弹朝车里扔，也不会在剧院大厅用机关枪扫射，你们也不是常规空军部队，把一个目标炸掉——那样就太糟了，如果有一两个市民在场的话。
“你们的行动是最干净的：只干掉一个人，一个杀人犯，不会干掉其他人。如果你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认是他——那就放走他。就这样。你要熟悉他就像熟悉你自己的兄弟一样。你让他自己确认自己。如果你不能绝对肯定，那就什么也不要干。让他走。”
伊弗里姆站起来。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是你们在执行任务时会犯的一个错误。名单上有十一个人，如果你们只干掉了三个，我们会感到失望，但你们不要搞错人。
“当然，如果你们只干掉了一个，整个任务就失败了，我们会很不高兴。但你们不能犯错。另一方面，如果你们全部都干掉了，但伤了一个无辜，还是犯了错。记住这一点。”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次行动中，这就是你们优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让他走。如果有出租车司机站在旁边——让他走。我不管你跟踪了几个月，也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你可以明天再去干。如果你不能干，就别干的，可以干下一个。放松一点，你的工作不是计件的，而是有薪水的。给你们授权去执行这次任务是有条件的。我们不想另一个卡纳法尼事件出现。”
神风突击队袭击洛德机场五个星期以后，卡纳法尼的汽车在贝鲁特爆炸了。据阿弗纳当时听到的传闻，他以前部队里的人跟“穆萨德”一起参与了这次爆炸行动。
与其说卡纳法尼真正参与了洛德惨案，还不如说他只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辩护者。是否如此，还有疑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侄女，一个叫拉密斯的女孩在爆炸中跟卡纳法尼一起被炸死了。自惨案发生以来，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