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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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值得考虑一个“更大胆但也可能存在风险的政策”，让双方都能获益。霍梅尼已经很老了，而且疾病缠身，华盛顿急于确认新一代领导层中谁将上台掌权。按照一些报告的说法，伊朗政坛中存在一个“温和派”，他们渴望与美国取得联系并使两国恢复邦交。如果能与这些温和派成员建立友好关系，未来一定会有回报。美国还希望伊朗能够劝说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释放80年代初扣押的西方人质。
　　　　伊朗方面也同样在寻找更具建设性的政策。阿富汗局势的进展是个不错的开始，美国和伊朗的利益在这里十分吻合，这将使两国的有效合作成为可能。另外，一些其他因素也促使伊朗急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自198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万的难民越过边境进入伊朗。伊朗很难收留这些难民，德黑兰的领导人也许更加希望通过建立友谊从而减少本地区的动荡。同时，伊朗发现在与伊拉克的持久战期间很难获得武器装备。尽管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伊朗倾斜，在黑市上也可以买到各式军火，但伊朗仍然渴望从美国获得更多武器和零件。于是，双方开始初步尝试打开沟通的渠道。
　　　　最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为了争取伊朗人的支持，美国提供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半真半假的情报”，例如强调苏联对伊朗部分领土所谓的不良企图，以展现与美国结盟的好处。然而随着谈判的进行，信息交流的重点转向了一些美国特别关心的地方，如苏联的武器。为了搜集这方面的情报，美国人还花5000美元购买了一支苏军装备后不久即被阿富汗人缴获的AK…47突击步枪。美国人聚精会神地听取了阿富汗士兵的介绍，以评估T…72坦克和MI…24“鳄鱼”武装直升机的优缺点；他们学到了凝固汽油弹和其他苏联毒气弹的使用方法；他们还了解到苏联的雪域特战队在横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为什么战绩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其他红军相比，他们受到了更好的训练。即便在20年后，这些资料仍充满价值。
　　　　美国与伊朗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比如，伊朗对“苏联向他们灌输意识形态”的做法非常不满，与美国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有着相似之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苏联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一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说道：“苏联正在杀害伊朗士兵。”伊朗和美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最大的敌人变成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们越来越愿意抛开彼此分歧，为了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试图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寻找一条通道是前几代伊朗外交官和领导人的共识。
　　　　美国人急于巩固与伊朗的关系，甚至不惜违反自己的制裁政策而向伊朗运送武器——尽管他们同时仍在向其他国家施压，禁止它们向德黑兰出售武器。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强调，这一做法将让伊朗过于强大，并引发“该地区新一轮的反美浪潮”。另外一些人则争辩道，让伊朗和伊拉克拼个两败俱伤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舒尔茨的助手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在前一年的国务院听证会上称：“（伊朗或伊拉克）任何一方的胜利，都会给美国在军事和战略上带来麻烦。”白宫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同意他的观点。
　　　　不管怎么样，首批100枚采用筒式发射、光学跟踪、导线传输指令的陶式导弹还是于1985年夏交付给了伊朗。负责此次运输的是渴望与德黑兰建立联系的以色列人。虽然在21世纪初，伊朗领导人不时发出威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清除”，但是在80年代中期，两国的关系却亲密得令人瞠目，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甚至宣称：“以色列是伊朗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不准备改变我们的立场。”
　　　　以色列之所以参与美国的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迫使伊拉克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东方的邻国上，从而无暇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不过，凡是涉及伊朗的问题，都是相当敏感的。美国的方案是以色列先行向伊朗运输军械和装备，之后再由华盛顿补给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政府要求得到确认，保证美国政府高层对该计划完全知情。事实上，该计划是由里根总统亲自批准的。
　　　　1985年夏至1986年秋，伊朗从美国得到了好几批武器，其中包括2000枚陶式导弹、18枚“鹰式”防空导弹，以及两批鹰式导弹系统零件。这些武器并不都是经由以色列之手运送，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直接交付给伊朗了。而当其中部分军售的所得资金被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时候，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浑浊了。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就对美国家门口的共产主义威胁提心吊胆，开始热衷于资助那些能够有效充当抵抗左翼言论和政策堡垒的活跃力量。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实际上是一支组织松散的叛军集团，而且内部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便是美国反共产主义教条和盲目外交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如在中东那些言行不一的做法一样，美国也向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尽管法律严格禁止它这么做。
　　　　1986年底，当一系列泄密的文件揭发了这一切，事情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1月13日，里根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了关于这一“外交政策中极端敏感而且影响深远的事件”的全国性电视演说。成败在此一举，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总统不希望自己的演说被认为是在道歉或是辩护，他只是在作出解释。他详细地阐述了该地区国家的意义，声称美国需要不计代价地拥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他告诉目瞪口呆的观众：“伊朗占据着一些世界上最关键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苏联前往印度洋暖流的通道之上。地理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苏联要出兵阿富汗以控制该国，并且有可能的话，还想控制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得敌人能够利用它干预波斯湾周边国家石油的出口。除了地理之外，伊朗的石油储量也是维持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说道：“因此，向伊朗运送少量的防御性武器和零件”是完全合理的。里根总统没有明确地说明交付给德黑兰的武器种类，他只是说“一架运输机就能够轻易装下所有这些货物”。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结束伊朗与伊拉克之间“长达6年的血腥战争”“消灭有政府支持的恐怖组织”并“确保所有人质安全获释”。
　　　　不过，这样的表述还是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交易，以向伊朗出售武器来换取美国人质的获释。后来当人们得知那些“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等丑闻”的密切参与者正在销毁能够证明里根总统本人批准了这些秘密而非法行动的文件时，事情变得更加不妙。里根本人向一个受命调查此事的委员会辩称，他的记忆力不是很好，无法回想起他是否曾经同意卖给伊朗武器。1987年3月，他在另一场电视讲话中表达了对“那些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擅自行动”的愤怒——正如后来里根自己承认的，这番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几个月前，我对美国人民说，我没有以武器换人质。我的内心和良知仍然告诉我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和证据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
　　　　这次丑闻深深动摇了里根政府，众多政府高官随后被指控串谋作伪证或者扣留证据。他们中间包括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及其继任者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负责美国国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一帮中情局高官，如行动处负责人克莱尔？乔治（Clair　George）。这份显赫的名单显示出美国为确保其在世界心脏地区的地位下了多大的决心。
　　　　当然，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也不过是装装样子。所有的高级官员后来都得到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的赦免，或者在1992年圣诞节前夜撤销了对他们的有罪判决。“无论他们是对是错，他们共同的动机是——”赦免书上写道，“爱国主义。”总统接着说，他们在个人财产、事业和家庭上所受到的打击“与他们的罪行或错误是非常不相称的”。在这些获得赦免的人中，大多都曾被宣判犯有伪证罪或向国会隐瞒信息，只有对温伯格的审讯要拖延到两周之后才开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避重就轻的、充满弹性的司法案例，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特区。
　　　　当美国与伊朗勾结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后，萨达姆？侯赛因顿时怒不可遏，因为直到这之前，伊拉克还相信美国是支持自己与这个邻国兼敌人作战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后，萨达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都说了些什么。萨达姆怒斥此次军售是无耻的“背后放枪”，美国的做法刷新了“恶劣及不道德行为”的新低。他推断，美国想让（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来的可能只是阴谋的冰山一角。几周后，伊拉克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一定会继续其针对伊拉克的阴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附和道，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惯用伎俩。遭到背叛的愤怒让伊拉克人刻骨铭心。“不要相信美国人！美国人是骗子！不要相信美国人！”20多年后，从巴格达找到的一卷录音带中还可以听到这样的劝告。
　　　　伊朗门丑闻不仅导致了华盛顿的大换血，它还在80年代中期从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于美国的背叛，萨达姆及其政府官员觉得到处都是阴谋。伊拉克领导人开始关注间谍，并声称如果被他找到，他将切断他们的喉咙。其他与伊朗或美国距离太近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后来美国的一份高级别报告指出，萨达姆在伊朗门事件之后坚信“华盛顿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
　　　　伊拉克人普遍相信美国善于两头下注并出卖朋友。美国人曾经和伊朗国王交朋友，而现在他们却试图巩固与霍梅尼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被送给阿富汗的乌合之众，仅仅是为了对抗美国的长期敌人苏联。当萨达姆符合华盛顿政策制订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帮助他东山再起；而当他不再有用时，就被牺牲掉。美国人这种利益至上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们必须在实行帝国主义式外交政策的时候更加小心翼翼，对后果更加深思熟虑。20世纪下半叶，为了争夺丝绸之路沿道国家的控制权，美国每次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后果，有时还会给今后埋下一些更加棘手的问题。将苏联赶出阿富汗的目标的确实现了，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国在伊拉克显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所指出的，脸上无光的美国官员在伊朗门丑闻后竭力“挽回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们为伊拉克偿还数额巨大的透支信用、制订促进贸易的政策（包括放宽对军民两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并资助那里落后的农业。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重新赢得萨达姆的信任。然而事实上，巴格达方面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尽管伊拉克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