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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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美国的战略家们认定，伊朗是苏联南部边境地区一枚重要的棋子。一份报告指出，从60年代初开始，该国“在苏联与波斯湾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及丰富的石油储量，使得伊朗的友谊、独立和领土完整”对美国而言十分关键。为支援伊朗的经济和军事，为了帮助国王巩固对该国的统治，美国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取悦于伊朗国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对其排除异己、大规模腐败以及不可避免会导致经济停滞的行为统统视而不见。没有人对宗教迫害——如50年代巴哈伊教徒（Baha’i）的悲惨境遇——说三道四。同时，伊朗的石油收入剧增（在1954年至1960年间增长了七倍多）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变化。国王的亲戚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伊朗被称为“一千个家族”，他们牢牢控制着伊朗的出口贸易，像从前那样为自己谋取财富。华盛顿发放的低息贷款仅仅充实了极少数人的腰包，而代价则由穷人遭受：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很难赶上飞涨的生活成本，特别是在1959到1960年严重的粮食歉收之后。
美国制定的一些刺激农业经济发展的计划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用现代化杂交种子取代传统种子的做法导致了一场灾难：新的物种无法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并且无法抵抗病害和虫害的袭击。由于饲养方法不当加上缺乏防疫措施，一项将美国鸡引入伊朗以帮助伊朗和美国家禽饲养者的计划也惨遭失败。对伊朗地下水位的不了解导致了地下水储备被水井耗尽，让该国的许多农场难以为继。
显然，这些事与愿违的项目很难让人们相信伊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们为批评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没有人比什叶派学者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长此道了，他抓住了民众对低工资、经济停滞和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日益不满的情绪。“国王先生，让我给您一条建议，”在60年代初的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中，这位阿亚图拉（Ayatollah）宣告道，“您这个可怜虫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这些合作将会把您带向何方吗？……国王先生，难道您想让我说您不信伊斯兰教并把您踢出伊朗吗？”说出这些话的霍梅尼毫无疑问地被捕入狱。德黑兰的市中心因此爆发了一场骚乱，人群高喊：“选择霍梅尼或者选择死亡！”中情局情报人员的报告中称，甚至连一些政府雇员都参加了反对国王统治的游行示威。
伊朗国王没有听从警告，反而进一步激怒了批评者。他在访问圣城库姆时鲁莽地宣称，伊朗的神职人员“愚昧无知、顽固腐朽，他们的脑袋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清醒过”。政府的精力没有放在与反对者达成妥协或是全心全意促进改革上，而是用于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并在邻国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里，他对伊朗国王的激烈指责不仅大受欢迎，而且还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伊朗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被组建起来，并且很快变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国王的人及其亲友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并遭到折磨和杀害；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那些拥有较高声望的反对派人士——如霍梅尼——无法被秘密处理，他们会被软禁，或者被驱逐出境。当苏联使用这些手段时，遭到了美国的强烈批评，指责其为民主的对立面和极权主义的工具；而在伊朗，它们被默许了。
为了确保伊朗国王的支持率、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华盛顿继续向伊朗倾注大量的资金，并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条连接波斯湾和里海、全长1500英里的公路网，协助修建了阿巴斯的大型深水港口，扩建和升级了电网，甚至为伊朗国家航空公司这样的面子项目提供资助。对许多美国观察家而言，伊朗代表着美国外交实实在在的胜利。1968年为约翰逊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说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诚的朋友之一伊朗，其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如此迅猛，乃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奇迹之一”。甚至在四年后，美国人依然强调这一成果。美国大使指出，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孤注一掷，按照自己的规划改造这个国家。“这一冒险收到了巨大的回报，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接受美国类似赞助的发展中国家”。该报告充满信心地预测：伊朗已经上了正轨，马上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还会超过许多欧洲国家。
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就包括年轻的学者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他被肯尼迪政府找来为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不进行政治改革，伊朗将会出现暴动甚至革命；而一旦爆发动乱，警察早晚会向抗议人群开火。反对国王的人现在正团结在“伊朗强有力的伊斯兰组织”之下。
波尔克的看法完全正确。然而在当时，更重要的似乎是继续支持这一反共盟友，而不是强迫他放下权力。随着伊朗国王推出越来越多劳民伤财的计划，事态变得愈加严重。巨额资金被投入到军备上：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伊朗的军备开支从1963年的2。93亿美元增加到73亿美元，结果使得伊朗跻身世界上空军和陆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列。伊朗军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提升，部分要归功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低息贷款（这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大部分装备都购自美国的军火承包商）。此外，石油收入也是伊朗发展军备的主要资金来源：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商形成了垄断联盟，以此确保收益最大化。
为了统一协调石油生产国在公开市场上的供应量，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成立。该组织允许创始成员国——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内瑞拉——通过控制产量进而操纵价格，达到整合各国利益、提高石油收入的目的。这是诸石油国十分明智的一步棋，它们一方面试图夺取西方公司的权力，一方面又能迫使西方政府向它们提供更多的政治和资金支援。
OPEC通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有效地削弱了西方的影响力。后者希望为国内市场提供廉价充足的能源供应，这与那些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渴望获得最大收入的国家完全不同。然而，OPEC的背后似乎可能是桀骜不驯的领袖摩萨台、民粹主义煽动家纳赛尔和卡塞姆的拥护者，以及在伊朗以霍梅尼为代表的逐渐增多的反西方人士。这些人共同的目标是使他们的国家摆脱强大的外部干涉。OPEC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它却联合了众多国家，使它们行动一致，这是将政治权力从欧洲和美国手中夺回来的关键步骤。
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储量，加上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使得该地区的东西方力量在20世纪中叶又一次恢复了平衡。这种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纳赛尔在1967年把军队开进至边境并准备发动进攻时，以色列人着实吃了一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两国的支持下，停止了向英国和美国的石油运输，因为英美两国与以色列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随着精炼厂和输油管的关闭，噩梦开始笼罩在西方人头上：能源紧缺、油价飞涨，全球经济受到威胁——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不过，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让纳赛尔的进攻计划胎死腹中。阿拉伯军队在这场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 “六天战争”中遭遇了一场迅速而彻底的惨败，将纳赛尔从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梦中拉回到现实。有着西方技术和政治支持的以色列，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看来，无论是西方国家本身，还是他们在中东地区安插的傀儡国，都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
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一直在争夺控制这片位于地中海和中国印度之间的地区。到了20世纪，西欧丧失了它们的地位，并把接力棒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促成了美国的独立，如今这个国家将担负起继续控制这一世界中心的任务。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一场新的大博弈即将展开。
第二十三章
霸权之路
1967年的战争是一次示警，是一次力量的展示。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标示着今后继续在这一世界心脏地区保持地位和影响力将会越来越难。而对英国来说，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1968年，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宣布，大不列颠将全面放弃苏伊士以东地区的防务，包括波斯湾。如今该轮到美国——这个欧洲帝国时代的幸存者和继承者——担负起保持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任务了。
然而，面对这个各方势力交织、局势复杂多变的地区，美国人遇到的阻碍可想而知。例如，伊拉克在1961年以未被开发为由收回了大面积的油田，而这些油田曾在三十年前租借给了由西方生产商组成的财团。当总理卡塞姆被罢黜并且在摄像机前被处决后（目的是“让全世界都看到”），巴格达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了。新政权非但不愿妥协，还宣称它正领导着“一场将阿拉伯国家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石油巨头的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并且在一夜之间提高了巴尼亚斯（Banias）输油管的使用费。
苏联很高兴见到这一切。在中东地区的转变和反西方情绪高涨的背后，都有着苏联人小心翼翼的身影。一份中情局的报告指出，自1967年的阿以战争以来，苏联人“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将其军事影响扩张到这一俄罗斯人素来关注的地区”。苏联非常渴望填补（西方）留下的空白，并着手建立从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脉、从里海到波斯湾的关系网络。
为了赢得这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一些微小的进展也被宣传成重大胜利。例如在苏联向伊拉克鲁迈拉（Rumaila）油田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之后，俄罗斯《消息报》（Izvestiya）大力宣扬“阿拉伯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针对性地强调苏联是多么希望促进“阿拉伯地区国有石油工业”的发展。相反，该报接着说道，西方“控制阿拉伯石油的计划正在破产”。
在20世纪60年代，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开始明显扩张，超出了亚洲中部。60年代初，苏联对古巴革命的支持以及在该国部署核弹头的计划险些酿成战争。经过双方在海上的摊牌后，苏联最终没有选择强行突破美国海军舰队的包围圈，而是撤回了潜艇。在远东地区，二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爆发了南北对抗，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入侵又引发了越南战争，这让美国陷入了代价巨大的战争泥潭。美国政府宣称这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极权势力的对决。但是大量地面部队官兵的英勇献身没能赢得民众的认可，对越南不断加深的幻灭感在美国引发了反主流文化的运动。
在东南亚事态恶化的同时，莫斯科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试图利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敌意。这种敌意非常强烈，霍梅尼在1964年宣告：“我们要让美国总统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厌恶的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