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乞丐调查-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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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以后，教练来看了我一次，送了点钱来，看着我，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的长嘘短叹。比赛的情况他也没提，我知道他怕我伤心，可我缠着他问：“他们打的怎么样，怎么样”？
教练一边摇头一边说：“他们打的挺好，东东，你安心养病，就别老问这些事儿了”。
教练走了，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不知道是我干了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我还这么小，这往后的日子该咋过，我一点也不知道。
看着我老哭，我三姐也搂着我哭，她说：
“东东，你别发愁，以后三姐不嫁人，专门跟你做伴，你想于什么三姐帮你干什么，三姐的这条腿就是你的，你啥时想使你就使”。
听三姐这样说，我也不再哭了，我说：“三姐，你真的跟我做伴不嫁人了”？
好歹过了年，我这腿又不成了，先是刀口长不好，老流脓血，后来整条腿便肿了，而且，上面长了很多黑斑，我也发起了高烧，天天吃退烧药都不退。
没办法我又来到了北京，可是医院说癌症已经开始扩散，他们也无能为力，除非我进行化疗，否则，很快将性命难保。
可是化疗一次几百块钱，我们家里已拿不出一分钱，我三姐才17岁，而且，她已经答应我不再嫁人，我不可能再用嫁掉三姐的办法来救自己的命。
我爹已经献过很多次血了，最后几次血站都已经拒绝再收他的血，因为他间隔的时间太短。
没办法我娘也想去卖血，可一查血她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人家不要她的血，我娘急的每天除了哭便是哭，直惹得我心烦。
这时我们村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到医院去看我，见我根本就没有钱住院，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爹和三姐把我背到人多的地方讨钱治病。
开始我吓坏了，我想那不等于出去要饭吗，那要让警察抓住了怎么办，再说北京人不见得就那么有同情心，我要是躺在那儿，一天讨不了几个钱，那不太丢人了吗？
可是，我们那个老乡说，北京这地方大着呢，街上讨钱的乞丐什么样的都有，警察怎么抓得过来，更何况有好多人是假装残疾骗人的，象我这样情况实在可怜，不走这条路便没什么法子可以想。
我爹想了想，也说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去试试看，万一遇上了好心人，能帮咱一把呢，再说，你二姐正在家给你筹钱，说什么咱也在北京呆一段时间，如果真的能讨几个钱，咱们吃喝不就不用愁了吗“？
我爹的话终于说动了我，人到了我这样还要什么面子，我劝自己全当是在街上晒太阳玩儿，不去看那些过路人的脸就是了。
就这样第一天上街，我还把脸洗得特别干净，穿上我娘给我缝的白布小褂，我怕人家嫌我脏讨厌我。
我身下的这张白纸是我自己写的，上学的时候我的大字得过老师的表扬，可我没想到才几年的事儿我要给自己写这样的东西。
我爹和我三姐扶我上了这座天桥，这是我那个老乡替我选的点儿，他说这儿人特别多，而且，有很多有钱人。
他说的挺对的，第一天出来，我就挣到了二十多元钱，而且，还有一张是五元的，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觉得北京人真好，特别是有些女孩子，虽然就几毛钱，可是，她们对我特别同情的眼神让我不敢看她们。
不过那天我那个老乡来找我们，拿走了十元钱，他说他已经给那个地段的大哥打了招呼，要交给他保护费，还说以后每天要交十元钱，要不这样就会有人出来赶我走。
我们虽然对老乡的这种做法挺生气的，可又没有办法，我们惹不起他也躲不起他，只好听他的话，把钱交给他。
就这样，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快两个星期了，每天我爹和三姐把我送到这儿，他们就走远一点，看着我，他们也是怕别人欺负我。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那个老乡，他虽然经常来拿走一些钱，但是，真的没人过来欺负我，好多人见了我都绕着走，可能，他们也觉得我肿得越来越厉害的腿太吓人了吧。
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每天躺在这儿，有时候我一天能赚五十多元钱，甚至还有一次一个外国人给我了一张100元的，我爹马上过来把它收好，嘴里还直说：“我儿有救了，我儿有救了”。
要说现在的人真有心好的，那天一个大妈送给我一个盒饭，并给我留下二元钱，她还对我说：“孩子，要不是大妈的退休工资没几个，大妈真想多给你点，让你快去医院治去，你再这样呆下去，能行吗”？
我不知道该跟大妈说什么，只好对她笑笑，我这一笑，大妈的泪出来了，我看她一抹眼赶紧下了天桥。
其实，我现在也是硬撑着跟阿姨你说这么多话，因为，我想也许你会帮我在报纸上写写，我真的可能等不到有足够的钱来做化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白天躺在这儿风吹日晒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老乡租的那个小棚屋里气都喘不过来，我身上疼得针扎似的也不敢哼哼，就怕老乡嫌烦，赶我们走，可走了我们上哪儿去住？
我现在盼着我二姐快点给我借到钱，无论怎么难受我也想做化疗，因为我太想活下去了，我死了我爹娘我三姐他们怎么办，我不能让他们为我哭。
我今年刚过了十三岁的生日，我现在最怕看到的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他们瞧不起我，我怕他们以为我是骗子，可是，我真的不是骗子，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前两天我娘捎信来，说教练要来北京看我，我忙求娘跟他说，让他不要来，我不能让教练看到我现在变成了乞丐，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以前，他总夸我干净，利索，虎头虎脑的象个运动员的样子，可是现在，我脏得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我没脸见他。
阿姨，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可怜？一年前我还是活蹦乱跳的体校学生，可是我真不知道我会得这种怪病，我想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我现在肯定会拿到省乒乓球赛的第一名。
如果是那时，你来采访我，那多带劲儿，我还会让你为我拍张照片，彩色的那种，我想那会儿我一定特好看特干净，要是那样该有多好。可是，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采访者思绪：
看得出东东与我讲话的时候是极度的不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想找一个最佳的姿式，可是截肢的那条腿造成的不平衡，使他始终是一种别扭的样子、他满头冒汗也无可奈何、就只好这样说下去。
远处我看见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遛遛跶跶不停地往这边看。我知道那是东东的爹，他在时刻注意着儿子的动向，想到这家人的这些举动，我就由衷地感到难过，一个体校的好学生，县里的乒乓球苗子，农家的宝贝儿子，就这样被癌症毁了，真是天灾不可预料的悲剧。
在我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乞丐和他们怪招百出的“可怜”后，我对东东产生了真实的同情，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一支秃笔总在那里写呵写，写些富人们不看，穷人们不关心的文章。
可是，就东东的病情而言，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大家都来献一份爱心的时刻，因为，我听说，骨癌一旦扩散便是最为凶险的结局。
应该说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已经与绝症斗争了很久，可是他还在等待，那笔巨款也许并非遥遥无期，但他总要给家人也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因为现在人们手中能够拿来无偿帮助别人的钱实在越来越少了。
我突然突发奇想，也许应该有贷款给病人救急的机会，可是又一想如果钱花光了，人却没有救治过来，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如何还上这笔钱会象刚刚逝去的生命一样给他们的痛苦之上再压重负，所以，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这个乞讨的孩子实在可怜，正如他所说的，我走过去总要再回头看，下了天桥总要再往上看，在这种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也许并帮不了什么忙，而能出力的人也许并不具备同情心。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只有十三岁的少年东东别无选择。
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同情心倍受煎熬，我下班的时候更改了路线，我宁愿多绕一个弯也不想再从天桥上路过，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东东见到我那有所期待的微笑。
过了很久，大概秋天了吧，感觉到天冷的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天桥上的少年，我决定再从天桥上走，可天桥上的那个位置早已被一个老太太占领，我走过去，她把手上茶缸里的硬币摇得叮噹响，向我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拿出五角钱放在茶缸里，然后在她一连串的“谢谢”声中怅惆的走下了天桥。
生活还在继续，乞丐们在同一地盘上以不同的面孔和年龄出现。
可是，我不知道那患骨癌的十三岁少年哪里去了，也许，这时他已经脱离了尘世的苦海，如果是这样，我会为他燃上一柱香，为他祈祷，为他引路。
我希望这次采访不曾存在过，可我拍下的照片提醒我，一切都曾真实的存在。
第十四章
漫长的漂泊路，从广西到深圳。一心想要寻找不同凡响的人生路的大学生误入了丐帮，在一群乞丐当中成了领袖，时隔两年，他重返“人间”曾百感交集。
——漂泊了两年的大学生却坐上了深圳某一丐帮的头把交椅。
第一次听说王祥昆的事儿是在一次媒体圈内的朋友聚会上，他是《法制文摘报》的一位朋友的大学同学，因而，关于他的传闻似乎来源比较可靠。
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直在搜集关于丐帮材料的我得到这信息便穷迫不舍，朋友无奈只得到同意瞅机会让我同他那位在深圳流浪了两年，最后竟成了某一丐帮领袖的同学联络。
对于他能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朋友不敢保证，我也心中没底，可干新闻的除了嘴皮子便剩下一张厚厚的脸皮，我想只要让我接触到他，我便有办法会让他不吐不快，在新闻圈里混里十多年，对这点基本功我还是挺自信的。
可是，朋友对我说他这位刚刚“重返人间”的同学正在到处奔波找工作，常常是夜不归宿，因此什么时候能找到他是很难说的事情，我对朋友说对有价值的事情我是从不吝啬时间的。
果然，在我知道这件事的线索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朋友兴奋的打来电话，他要我立即同他联系，他那位有过在丐帮里死里逃生的传奇的同学情绪低落，正想找人聊聊，而且，最好还是女的。我拨通了那个长长的电话号码，后来，我才知道广西北海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旅游城市。
听口气这位传奇人物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自信，他声音缓慢而低沉，像受了什么惊下似的不安，我想这也许便是那段生活留给他的痕迹吧。
谈话便从他的声音开始了。
“你问我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低，不瞒你说这是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你不知道那些在阴黑的角落里才能指手划脚的乞丐们，在人前个个都是哑巴，只有与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