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加西亚的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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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哈利先生已经放松下来，他继续说道：“今天晚上，当乔治先生（该公司的董事长）站起来致辞时，你可能无法想像我当时多么悲伤。乔治先生和我一起进入公司，但是他很上进，节节攀升，我却不然。我在公司领到的薪水最高不过7250美元，而乔治先生却是我的10倍，还不包括种种红利以及其他福利在内。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总是认为乔治先生并没有比我聪明多少，他只是不怕吃苦，经得起磨练，能完全投入工作，而我没有做到这一点。
“公司内外有很多机会，使我可能获得晋升的，例如我在公司呆了5年后，有一次公司要我到南方去掌管分公司，但是我自己因为感到无能为力而拒绝了。每次当这种绝好的机会到来时，我总是找一些借口来推托。现在，我退休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在哈利的一生中，他一直游移不定，没有任何实际目标可言。他惧怕真正地面对生活，害怕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活着只是虚度年华。
哈利先生像无数人一样，把自己判入终身的心理奴隶的牢笼之中。这种奴隶并不限于某一种类型的工作：在办公室中，在商店里，在农场上，以及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发现这种奴隶的存在。
这些现代的奴隶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不是被其他人强迫去当的。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当奴隶，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得解脱，获得自由。
一本可怕的书
威廉·亚德利
对于管理者来说，《致加西亚的信》能够给自己的团队一些重要的启示。从内容上看来，这是一本劝告员工如何敬业和勤奋工作的书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却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被人们所应用。
长期以来，美国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的学生都要上一门关于自立和主动性的课。教材就是这本题名为《致加西亚的信》的小册子，其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员。
在政界，这本书也成为培养公务员敬业守则的必读书。布什家族成员都深受其影响。布什就曾在这本小硬皮书里签名，把它赠送给了自己的助手。
这本窄小的只有支票簿大小的书——《致加西亚的信》现在依然放在办公室最后一张桌子上。布什在他的签名上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你是一个送信者！”就此他解释说：“我把它献给所有那些在政府建立之初与我们同行的人们。我寻找那些能把信带给加西亚的人，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员。那些不需要人监督而且具有坚毅和正直品格的人正是能改变世界的人！”
一些政府机构把这本书的复印稿钉在了墙上，要求读过《致加西亚的信》的人签名，纸上满满都是签名。
布什又是如何读到这本书的呢？这与赖特有关。作为一名奥兰多的律师，赖特长期效力于布什以及其前总统的父亲。赖特于1998年布什竞选总统时向他推荐了这本书。 赖特这样描述这个故事：“抱怨是不允许的。我的道德标准是：你得到一个工作，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做。当我向这位候选人推荐这本书时，布什说：”我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说：“请读一读，只需要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这不是新时代的东西，但它永远不过时。’我再一次碰到他时，他已经读过了这本书。他的反映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这本书太可怕了，它把一切都说了。‘“
《致加西亚的信》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出版于1899年。但是故事和书籍中所表达的一种精神，成为了一代代领导者的信念。尤其是以下这段话更是发人深省：美国总统将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了罗文；罗文接过信后，并没有问：“他在哪里？”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一座不朽的雕像，放在每一所大学里。年轻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仅仅是聆听他人的种种教诲，而是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这本书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首歌颂英雄的赞歌，而应该被看成是一本成功的励志著作，值得每个人去读，并且作为做人做事的标准：不为困难所吓倒，用自信来完成所托的任务。
如何把信送给加西亚
安德鲁·罗文
因为有了这位英雄，阿尔伯特·哈伯德才创作了不朽的名作《致加西亚的信》。
让我们通过这部作品获取一种进取心，在这种追求中获得一种动力。我们自己即使付出再多的代价，为了国家也在所不惜。
——哈里斯
“到哪里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美国总统麦金莱问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
上校迅速答道：“我有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中尉，安德鲁·罗文。如果有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么他就是罗文。”
“派他去！”总统下命令。
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等等。除此之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驾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何时出发呀？”
我迟疑了一分钟，然后回答他：“一艘名为安迪伦达克的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艘船吗？”上校显得很急切。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于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就准备出发吧！”上校说。
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前，我们一起走到大厅。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口，招手让我进去。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美国总统正坐在那里。
“年轻人，”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等你。你必须把情报如期安全地送达，这事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瓦格纳上校并非开玩笑，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一种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已经无法容纳任何的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从总统手中接过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总统说完了以后，瓦格纳上校补充说道：“这封信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身上带着情报而被捕的，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机密情报又被敌人破译了。我们绝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寻找他们，以后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准备，”瓦格纳上校紧接着补充说，“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将根据你发来的情报，否则我们将一无所从。这项任务全权交给你一个人去完成，你责无旁贷，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
我和总统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送我出门时还在叮嘱：“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忙着做准备，一边考虑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了解其责任重大而且复杂。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甚至我出发时也不会爆发，到了牙买加之后仍不会有战争的迹象，但稍稍有闪失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宣战，我的任务反倒减轻了，尽管危险并没有减少。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当一个人的荣誉甚至他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生命可以牺牲，荣誉却不能丧失，更不能遭到蔑视。这一次，我却无法按照任何人的指令行事，我得一个人负责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
和总统及瓦格纳上校的谈话，我不清楚秘书是否记录在案。但任务迫在眉睫，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乘坐的火车中午12点零1分开车。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火车开车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有意安排的。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就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于是，我的使命开始了。
牙买加是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径，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军事联络处，或许从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乘上了阿迪伦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我尽量不和其他的乘客搭讪，沿途只认识了一位电器工程师。他教会了我许多十分有趣的东西。由于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他们就善意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当做战犯来处理。而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挂着一个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登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军人联络处的指挥部。在场的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当我们正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着。
紧接着，我还没有来得及再说些什么，便被带到马车上。于是，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经历开始了。
马车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丝毫不理睬我，我说什么他都不听。马车在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疯狂地奔驰，速度丝毫不减。我长时间没有与人说话，心里憋得难受。当马车穿过郊区离城市越来越远时，我实在憋不住了拍了拍马车，想和他搭讪，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