绷紧世界--凡人软哲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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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处理有些很简单的事情，都要涉及战略思维。比如，排队问题。当排队买东西时，假设有两个队列。一般首先会“纵目远眺”，发现有两个队列，其次观察两个队列的特点，预测哪个队列更快，然后做出队列选择，这其实就是战略思维。如果没有战略思维，可能根本没有发觉有两个队列或研究队列特点，就立即进入某个队列，如果运气不好排错了队，只能捶胸顿足了。
其次，战略思维是在对变化趋势认识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角色和目标，这是战略的最核心工作了。战略一词，经常与远景、策略等纠缠不清。他们之间确实关系紧密，但是有必要作清晰的划分，否则不利于战略思维。比如战国时期，魏国伐韩，齐国君臣在讨论这件事时，就把战略和策略纠缠在了一起。
【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成侯和田忌讨论的是对韩国“救还是不救”，是战略问题。齐威王和孙膑在默认救韩国的基础上，讨论的是“早救还是晚救”，是策略问题。这样一个高层会议，实在是应该先充分讨论是否救韩国，把救和不救所带来的国际变化以及由此对齐国的利益影响研究清楚，然后再讨论如何救或如何不救的策略问题。对战略和策略区分清楚，利于更有效地集中精力进行战略思维。战略和策略的界线有时候确实非常微妙，但一般说来，战略研究的是干什么，策略研究的是怎么干。
实际上最需要战略的，最能发挥战略的作用的，是那些复杂事物的发展。战略思维需要纵目远眺，但到底远眺什么？复杂事物的发展，涉及大量的、细致的内外联系。想要看清楚所有这些联系的变化和趋势，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极目远眺的战略，不可能用心于遥远的细微之处，只能从若隐若现的变化中，洞悉事物未来发展的梗概。达到这种洞悉，一点也不神秘，甚至不一定困难，常人都可以成为战略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掌握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尽量撇开各种干扰，把注意力聚焦在冲突上。没有涉及未来的冲突而去设定目标，只能称之为愿景，不能称之为战略。看不到冲突的愿景，表现出更多的乌托邦成分。战略这个词的“战”字，本身就形象说明了战略与战斗、竞争等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战略在确定未来干什么时，是聚焦于要投入到什么矛盾冲突中去这个问题。面向冲突是制定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有其深层次的根据：冲突是影响事物发展重要而剧烈的联系，而战略所顾及的所谓事物发展的梗概，其实就是事物变化重要和剧烈部分，所以战略以面向冲突为出发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以面向冲突为出发点，具体表现就是：战略确定的目标是面向冲突的，战略确定的角色也是面向冲突的。
战略是面向冲突的，这个特点在西汉帝国初期表现的非常明显。刘邦草创帝国不久，就想投身于国际冲突，用武力对抗匈奴，结果大败而归，差点断送性命。同时鉴于功臣不断造反，随后调整战略，以国内冲突作为基本出发点。随后的文帝、景帝，秉承这个战略，同时在文化上推崇老黄之术来配合这个战略，使国家逐渐走向富裕强盛。到汉武帝，又调整战略，重新面对国际冲突，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配合其战略，在与匈奴连年征战中大败匈奴，汉武帝因之而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间武功卓著。从西汉初期的这些战略，始终都是面向现实的冲突，而以分封继承为特点的封建社会所最希望的长治久安，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战略，只是愿望。
战略经常是选择冲突，甚至创造冲突。其实选择到底是变蝴蝶，还是继续做毛毛虫，就是战略。为什么要选择甚至创造？就是因为事物发展面临很多冲突，选择哪一个作为需要主要面对的矛盾，对主导事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所选择要面对的冲突，结果并不是事物本身发展的主要矛盾，我们就很容易措手不及，失去了主动影响事物发展的机会。当资源、精力都集中在次要矛盾的时候，就很难再去影响主导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事物以我们无能为力的状态发展，失去了战略的价值。战略是面向冲突的，而且是面向主要冲突的。
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普遍的来说，需要时时考虑最小原理和极大法则的平衡。因为极大法则与最小原理构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很基本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关系到事物的生存和发展力量。比如苏联解体，虽然其原因复杂多样，但从宏观战略上来讲，就是因为没有平衡好最小原理和极大法则的矛盾。从内部来讲苏联社会制度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已陷入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进入停滞状态；从外部关系来讲，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对力量，苏联组建了庞大的联盟，用来维持庞大联盟所需的巨大军事力量、经济补贴东欧和抑制东欧动乱、对第三世界的财政援助等，威胁到了苏联的生存，发展的极大法则已经开始破坏最小划割。在此关头，苏联要想生存，其战略选择应该是逐渐收缩对外联系，积聚力量调整内部矛盾。但实际上苏联选择了结束冷战融入国际社会，也就是突然大大扩大了与外界的联系，反过来更加速破坏了原本脆弱的最小划割，外部联系通过影响内部联系，使苏联这个事物在辉煌了七十多年之后消失。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极大法则与最小原理的矛盾始终是若隐若现，顾此或失彼都会决定性地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所以对准备要介入的冲突进行选择或创造，并确定自身的角色和发展目标时，平衡极大法则与最小原理的矛盾是战略思维不可回避的。
经过这么繁琐的过程，我们比较清楚了，战略并不神秘，但需要洞察力才能捕捉得到，这需要练习。我们只要记住战略思维的要素，就像前面所说的——考虑变化、纵目远眺、面向主要冲突、平衡最小原理和极大法则进而确定角色、目标，把这些东西到处试用，国际的、国家的、周围的、古代的、现代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希望由此诞生出一批洞察力超群的精英凡人。
第八章 策略流，行云流水般的执行
战略确定了面向的主要冲突，由此而产生战略目标和角色。之后，就是执行策略的问题了。策略普遍的来说必须要关心什么，这个问题让人非常伤脑筋。而策略又是很重要的，策略坏了战略的事，这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策略应该有资格占单独一个章节。
战略还是有点谱的，策略就完全没有头绪了，因为战略所确定的主要冲突都是具体而千姿百态的，所以策略没法有固定的模式。不仅没有固定模式，而且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策略还要不断做出调整改变。这里如果总结不出普遍的东西，那就只能到此为止，这一章节结束，剩下的执行战略的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下面开始第9章。且慢，毛毛虫不会这么快死心的，前面刚说过自信坚韧，这里就用一用试一试。再想一想，所有的策略都要涉及的因素会是什么呢？策略不就是要研究如何实现战略，确定进入冲突、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式，设定事物的发展序列的吗？发展序列？对了，终于受到启发，你可能也想到了，就是时间。策略都是要涉及到时间的。
喜欢荡秋千吗？这个运动让我从小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深刻印象：时机把握得恰当，很微小的力就足以把秋千荡高。对于策略而言也是这样，策略要发挥作用，能够有效影响事物的发展，就要讲究时效，其实施的时机、缓急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策略因事而变、因时而动，其时效性决定了策略实施存在有效时间窗口。
策略实施之时机，就是可以以很小努力，来实质影响事物向设定战略目标发展的时间和环境。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了策略实施不得其时机，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汉末董卓乱汉，王允设计除掉了董卓。王允的战略目标是要将汉朝从内部战争的边缘拉回到常态，除掉了董卓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当此之时，有两个策略可以稳定局势，一个是安抚董卓部下，一个是解除董卓部下兵权。我们来看看王允实施策略的过程。
【初，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允曰：“此辈无罪，不可。”布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允素以剑客遇布，布负其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允性刚稜疾恶，初惧董卓，故折节下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颇自骄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允始与士孙瑞议，特下诏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从其主耳。今若名之恶逆而赦之，恐适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议悉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开关，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不可也。”】董卓刚死的时候，他的部下肯定个个如惊弓之鸟、心里疑惑不定，如同一盘散沙。这个时候应该如吕布所言，是解除董卓部下兵权的良好时机，而王允却选择了“此辈无罪”的不追究政策。当董卓部下缓过一口气之后，互相联络。这个时候只能安抚，等待除去他们的时机，而王允却又疑惑反复而没有下诏特赦他们，反而讨论解除原董卓的队伍，并引进这些人最为害怕的关东兵。最终，引起董卓部下反叛，王允遭其杀害，汉家延喘的最后机会丧失，终至天下大乱。王允策略实施时机不当，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策略实施的缓急，是策略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善于运用缓急，产生神奇效果的事例是非常多的。比如赵充国的一次战役：【充国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懈驰，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罕；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赵充国通过缓慢执行驱逐策略，使先零争先逃命、队伍大乱，达到了制敌取胜的效果。
也有快速实施策略、产生奇效的例子，比如司马懿破孟达的战例。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遇之甚厚。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司马懿恐达速发，以书喻之，达得书犹豫不决。司马懿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司马懿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以救达，司马懿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