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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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你看，只有彻底醉倒他才会丢掉异乡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为家。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自己的出场。老人曾以自己艰辛瑰丽的远行记述震动中国文坛，而在镜头上他已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身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生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十万进士
一
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
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遥远的绝响
一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地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后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二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摄、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