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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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绍给盖伊·尼尔德（GuvNield），他在盖氏医院（Guy，s Hospiial）的肾脏部工作。盖伊曾对肾脏病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做过一些有趣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样能够应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术。我还必须学会怎样在一所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工作，能运用最简单、最可靠的技术和设备。我必须学会样样事情都自己来做。我准备对活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经被杀死的病毒。这是因为我将要用的技术依赖于生物测定，一是测定血细胞功能的试验。假如杀死病毒则会同时杀死细胞。所以，如果我要用活细胞进行研究，我必须对含有活病毒的活细胞进行研究。
我一进入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就幸运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师的帮助。戴维·辛普森告诉我，他让乔夫·普拉特（Jeof Plaff）来帮助我进行埃波拉病毒研究。乔夫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熟练的树木病毒学家，头脑冷静，并乐意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了。没有乔夫我将永远不能完成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猴子实验。这是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猴子做试验。因为猴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加以感染的动物，而且还能为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情况提供良好的模型。我们能够控制猴子身上的疾病过程，并能够实现我们所要进行的审慎的检验。幸运的是，当时没有人类患者，如果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扬布库那样的地方。在那样地方进行试验是因难的。我们必须有可控制的条件，其目的是对这种疾病进行深入了解，使我们想出应付的办法。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笼子里的猴子组成的专注的观众面前进行的。它们也是一群很健谈的观众。一俟它们从我们施加的麻醉剂中苏醒过来时，就没办法使它们住嘴。有时它们还向我们扔东西。
除了实验工作，我们也必须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依赖亚瑟·巴斯克维尔（Arthur Baskerville），一个兽医和细胞病理学家，大多数解剖都是由亚瑟担任。当我看到这些解剖标本时，使我惊讶的是咬肌即猴子颚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类的颚肌要大许多倍。它提醒你永远不要让猴子咬着。亚瑟开始用锯子解剖猴脑是最危险的时刻。锯子开始锯碎骨头的时候，我越来越怕一些飞溅的碎屑中可能带有埃波拉病毒。我总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内清点人数。如要过了五天而无人出现发烧的现象，那么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时。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实从我的第一次实验中活下来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们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严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独它彻底痊愈了。对此没人能解释清楚。离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退伍军人病会议只有两天了，我不能再耽误。我必须决定怎样处置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难的决定。我感到它从感染中奇迹般地康复，理应得到休息。只是波登·当的规定是严格的。要是可能，每当我和乔夫离开实验室之前他们会把我们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番；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让一只猴子活下来，乔夫和我只好伤心地勉强决定牺牲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亲自执行，乃决定由戴维动手。戴维理解我的心情，帮我完成了这项痛苦的任务。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准备到那里去报告我们在金斯敦医院的管道系统中的发现，到达美国海关时，一位移民官员间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任何传染病。幸运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担心我会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说出来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义遣返英国。
我们在会上的报告引起了相当轰动。这使我们惊奇。其所以那么轰动，原因之一是我们给会议带来了新信息。直到那时，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是，退伍军人病完全是通过空调器感染的。我们告诉他们，退伍军人病病菌能够在热水器和淋浴喷头中生长。另一原因是，具有像珍妮那样专长人才是罕见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响还因她年轻、金发和美貌而增强。
那天晚上我和乔通了电话。他说来接我，但又说他不知道我住在那里。
“我有好多年没进城了。”他说。
他驾驶一辆破旧的鸿达牌轿车（这辆车后来被称为“乔车”）设法找到了我。
他来到旅馆的大厅，作自我介绍，然后带我去参观“疾病控制中心”，我兴奋极了。“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我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规模之大，对它的人员那样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态度，深感惊讶。在乔的办公室里，我们深入讨论了病毒性出血热的病理生理学。这是今后我们多次各自或共同还要涉及的题目。他谈到的每个问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好的听众，又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正是我需要的科学的反馈。
自然，我急于告诉乔我在波登刚刚完成的实验。
我们有数据证明，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在显微镜下看来遭到破坏之前很久便失去了它们的功能，我解释道。“我已经基本上证明，猴子的死亡是因为它们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其自身的完整性。”
用简单的话来说，血液没有凝结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不起作用了。因此结果可以想见。先是血液不会凝结，然后它通过血管的遭到损害的衬里渗漏到外面。患者于是多处出血，肺和各种组织被从血管漏出的血液浸泡成浆状物。奇怪的是，虽然不管疾病对循环系统有多大损害，它并不破坏器官本身，同一种常见的被一些电影和畅销书所散布的错误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并没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样被液化或变为大杂烩。事实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神秘之处是无论用肉眼或在显微镜下加以观察，那些器官显得相对地完好无损。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组织保留下来。事实上，有时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方法是因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尸。
我所建议的是即将死亡的患者的灾难性的崩溃，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学性的——就是说，并没有细胞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发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愈的话，为什么痊愈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们能使患者度过危险阶段，那么康复将是完全的。这就让我们有机会想出办法来对付埃波拉病。
乔对我的发现极感兴趣。他曾经见到过许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复，但不能弄清其原因，而现在我提出了一个较好观点来解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细胞学和病理学。乔曾在西部非洲进行过大量的尸体解剖，他在要弄懂这种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这种关于致命疾病的深入讨论自然地刺激了我们的食欲。乔请我吃饭，我欣然从命。
第二天我离开亚特兰大去访问设在马里兰州费雷德里克（Frederick）的迪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门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坚持留下我的护照才让我进去。我见到了卡尔·约翰逊（KarI Johnson）和C·J·彼得斯（C·J·Peters）。后者是疾病评估部主任，是个举止文雅的人。虽然我说不清楚他是否记得我所做的工作，但他确实提到了它。我在访问中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吉恩·约翰逊（GeneJohnson），军队中研究埃波拉病的人，也是负责他们正在进行的猴子实验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他将要“完全地解决这个病理生理学问题。”我对此感到怀疑。他的方法给我的印象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主要依靠尸体解剖。我想假如患者一旦死去。发生的那些关键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乔相遇。他是从扎伊尔回来途经伦敦的，他是去进行扎伊尔的第一次艾滋病调查的。他到达伦敦后找不到我。显然是戴维·辛普森给错了电话号码。经向查林·克罗斯（Charing Cross）旅馆查询，他继续努力寻找我。当乔下定决心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把他挡住的，当然不会被英国电话系统难倒。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我。鉴于他所遭遇的麻烦，也因为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兴趣而感到荣幸，我愉快地请他出去吃了一顿美餐，整个后半夜我们坐在我在温布尔顿（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兴高彩烈地谈论科学，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他搭乘回亚特兰大的班饥。在他正要登机时，他说：“你一定要到亚特兰大来，在拉沙病人前重复你的埃波拉病实验。”
那是在我们打赌的时候。我告诉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说，“拉沙热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们一致同意打赌的赢家将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会要求得到这瓶酒。同技师希拉·米切尔（Sheilamiichell）和唐纳·萨索（Donna 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套间里做了一次有关拉沙病的实验。我得到同我预言相同的结果。乔非常雅致地承认了这点并请我出去午餐。作为一个宽厚的胜利者，我不在乎分享这瓶酒的一小口。
英国式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
这只猴子抓住我的手并撕破我外面的那只手套。现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这只猴子四天前已在扎伊尔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诅咒，但声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怀疑乔夫是否听到了，但即使这样他也立刻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他能够辨别出来。1976年在同样情况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侥幸死里逃生活了下来，讲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发生在1976年后期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乔夫正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当时他正用在扎伊尔分离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给老鼠注射。要做这项工作，他必须用大姆指和手指夹着一个极小的老鼠，同时用一支很小的装满活的病毒液的针注射在老鼠身上。乔夫进行这种工作已多年，未发生任何问题。我知道没有别的病毒学家像他这样能以如此出色的灵巧手法来从事这种试验。但瘟疫仍在扎伊尔蔓延，对他们都有压力。注射针滑落，刺进了他的大姆指，针里装满高浓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质之一。
他很快脱去手套并查看是否有渗透。发现没有渗透，他又查看姆指并挤压它，看看是否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他在氯气消毒剂中洗了手，没有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尔士病毒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