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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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病毒时，最后的化验或试验都是分离病毒。化验不仅告诉你在血液或组织的样品里是否有病毒，而且还能告诉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们要绘制和记录疾病的传播，然后对它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要分离病毒，并且不仅是对每个病人的一次抽样，而是对他的几次抽样进行病毒分离。事情还要更加复杂。我们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里将抽样冷冻起来，用一般的冰袋将它们运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样，将它一直送到亚特兰大，我们需要干冰。在凯内马根本没有干冰，即使在费里敦也没有。最近的来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我们设法与阿比让的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它也试图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送来的头两盒干冰，到达时却是空的。干冰已全部挥发了，剩下的只有一点二氧化碳。显然，阿比让这条路线行不通。
所以我们又找到效率总是很高的荷兰航空公司里的荷兰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事先预订好，他们可以每星期四傍晚从阿姆斯特丹将干冰送来。这就使我们有时间包装好抽样，当飞机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时，就能把抽样运回亚特兰大（途经阿姆斯特丹和芝加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在使馆的帮助下，使包裹内装物在融化之前经过渡船运到弗里敦，再送回去。我们得确保我们能按时到达弗里敦，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了飞机。因此我们毒星期四晚上总是非常忙乱。最后，我们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放了一些大冰箱。在这里，我们可以储存我们宝贵的抽样。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馆的大发电机连接起来了。用这种方法储存拉沙病毒似乎没有使我们国务院的朋友感到担心。星期五下午，当荷兰航空公司的班机带着我们的盒子起飞后，我们都精疲力竭地瘫倒在非洲大陆最美丽之一的弗里敦海滩上。
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斡旋，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15个国家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过工作关系，我总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记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时朋友陪我去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兑现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办成这种事。他说他从他的使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服务。
无论我们作出多少努力，无论我们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难，但对约翰·卡马拉来说，效率仍不够快。他的高烧和全身剧烈疼痛有增无减。我们仍抱着希望一一这希望来自我们对拉沙热的一点点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锐利的眼睛变得迟钝了，（在我看来）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靠近一点再看时，可以看见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红点。
现在他的眼睛出血。
约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时站起来，但几分钟后又跑回去握着他的手，试图缓解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约翰·卡马拉时而有些迷惑，时而神志失常。虽然我们对这种疾病没有很多经验，但恐怕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得承认我们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乎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预感。她开始变得令人惊奇地安静，因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医学上，这是令所有医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们：众神也是虚弱的。
约翰完全陷入了昏迷。当病毒宣布战胜了他的脑子时，一系列的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测不到血压。他的心肺衰竭了。
为了证明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塞格布韦马所有的人都出来哀悼他一一他们非常尊敬的老师和行为的榜样。他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世道，竟要夺走这样一位好人。带看两个要抚养的孩子，他的妻子一个人如何过下去？谁来照料他年迈的双亲？谁来教育他的学生？准给予他们劝告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创建未来？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魔弹
争取从亚特兰大获得物资和器材的持续斗争开始得到了回报，我有理由相信会继续不断地得到试剂供应。现在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疗。头一项工作是开始对潘古玛或塞格布韦马医院里曾经患过拉沙热但后来幸存下来的病人进行调查，他们现在对拉沙病毒应该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们对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兴趣，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血浆会是最有效的。我们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为他们能捐献血浆，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自然，我们还得希望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拉沙病毒在活动。为了确保血浆是安全的，我们力图只挑选那些至少已病愈三个或四个月的人。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拉沙病毒。我们也通过血液检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过血清传播的。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未，我们对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或艾滋病还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除了乙型肝炎外还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过血液传播。那时我们对内型肝炎也一无所知。如果我们知道的活，就不会如此热心地采取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浆。我们感到幸慰的是，后来，80年代未，我们去塞拉利昂开始搜寻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时，除了弗里敦的两名妓女和几名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病患者。可能当时艾滋病正从中非传入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说，70年代在东部省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血清疗法带有风险，那么，拉沙热病也一样。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内，我们看到约翰·卡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们得设法做点什么事。
从逻辑上说，收集血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找到可能捐献血浆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已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如果他们是流动的钻石工人，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他们。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正要找的人，并说服他愿意献血浆，那么，我们得提供交通工具和当天的食物。为了增加吸引力，我们还给予他们两周的铁质补给品和一袋两磅重的大米。每一次献血，其全过程往往要占用现场工作组一整天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认识到，这样一项计划可能需要很多钱。
甚至向可能的献血者解释什么叫献血，为什么我们需要血，都得采用一些策略。这整个概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历，以至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它。大多数病患者都是不识字的村民，他们对医药的了解，仅限于巫医给予他们的药粉和药水。如果它们无效，就会到一个有白人医生的医院，得到白入医生的魔法，而不是巫医的魔法。我们得想出一些比较简单的解释——另一个文化障碍：不管你去非洲什么地方，人们心理都相信本地的医药和魔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来对付他们。有个时期谣传“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还有谣传说我们一定在制造魔水去打败我们的敌人。要么是我们幸运，要么就是我们的人会说话，尽管非常困难，我们成功他说服厂大约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参加献血。
一旦我们从血液里分离出血浆，我们将包装好的红血球再输回献血者体内。由于他们对我们抽出的血和输回的血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现在他们往往完全相信我们招募他们是为了某种巫术。我们不能肯定这是加深了他们的怀疑，说我们用不祥的符咒欺骗他们，还是高超的魔力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也许两者都有一点。
不仅仅是因为得到血浆的费用高，从而对我们集体财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个过程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得白手起家。塞拉利昂没有血库，等于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来自一位家庭成员或者一位朋友，即使这样也不是免费的。因此，我们创建的血浆制度怎样才能扎根，特别是当时没有支付血浆费用的明显资金来源？少数病人得到昂贵的治疗，而多数病人却无法得到治疗，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最好是：治疗必须实际、合理和便宜。的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怎洋才能广泛地利用血浆。不管最后它以什么形式用于输注。但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决心要找出有效的药物。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拉沙热的青霉素。但是能安全用于抗病毒的药物的确非常少。大多数抗病毒的复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杀死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宿主细胞。此外，治疗必须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还有，这种药物在长时间内应当非常稳定，这样才可以把它带到边远地区，在不大理想的条件下储存起来，直到应用。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神奇的药，差一点都不行。
后来，卡尔·约翰逊写来一封信，卡尔善于给我发短电报和写短信，其中一两句话就可能改变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现在是这个。
卡尔在信中提到犹他洲立大学研制成功了一种较新的药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它对治疗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疗效。拉沙病毒是一种核糖核酸病毒。如果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蓝图，是使细胞变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茎和叶子的遗传物质，那么，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将信息从基因传到核糖体—一一种圆的微粒，它是一种蛋自质工厂，生产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抗体、激素和酶。可是，许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当作信使，而是当作它们自己的遗传物质。在这方面，病毒是独特的有机体。人们对病毒哇如此有兴趣、对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扰病毒用自己遗传性的核糖核酸制造蛋白质。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种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吗？
卡尔告诉我，他已经在组织培养方面试验抗拉沙病毒的药物，并告诉我，彼得·贾尔林（Peter Jahrling）也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类似的试验。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猴子，然后用病毒哇治疗它们。这个药的实验数据，包括对人体上的实验数据表明它安全可靠，因为已经成功地利用它医好婴儿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易于生产，将来可能便宜，在室内温度下能保持稳定——也许塞拉利昂的室内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