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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2部分

小说: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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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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