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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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华说：“像顾顺章……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指出顾顺章的勇敢并非出于政治信念，而是一个流氓和赌徒的血气之勇，无疑是中肯的。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我们知道，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是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是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12＇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全盘认同一个“托派”的观点，但这番话却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
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成为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
2007年8月5日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12—113页。
＇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4＇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2页。
＇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6＇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7页。
＇7＇丁玲：《魍魅世界·顾顺章的出现》。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9＇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
＇10＇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
＇11＇《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1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一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共。1921年6月，瞿秋白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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