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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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黎烈文信中,则说:“我仍间或发热,但报总不能不看,一看,则昏话之多,令人发指。例如此次《儿童专刊》上一文,竟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此虽日本人尚未敢作此种主张,此作者真畜类也。草此《存照》,寄奉,倘能用,幸甚。”鲁迅是抱病写了这篇文章的。这种言论之所以特别令鲁迅愤怒,不仅因为其本身的荒谬,更因为作者是在对孩子们说话,是在对孩子进行奴化教育。这是最不能令鲁迅容忍的事情之一,也与鲁迅的启蒙目标背道而驰。鲁迅针对此文的发言,是在救亡,也是在启蒙。救亡与启蒙,在他那里,本就是一致的。
写完这篇文章二十几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辞世。消息传到陕北,中共中央立即电令冯雪峰把葬礼搞成一场“逼蒋”的运动。这使命自然落到了“救国会”身上。鲁迅并没有加入的“救国会”,承揽了操办鲁迅丧事的工作。这一情形,我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一文中已做论述。这篇文章已说过的,此处尽量不重复。这篇文章未说到的,此处补充说一说。
葬礼上,起灵和下葬时的扶柩,是具有特别意义的,通常总是与死者关系最亲近的人来扶柩。到底由哪些人为鲁迅扶柩,几位亲历者的说法,都不尽相同。
静芬在《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23'中说:“灵柩出殡舍的门,是由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等十四位作家抬出来的。”“在哀乐声中,由十四个作家抬棺,落入墓穴。”鲁迅下葬是10月22日,静芬此文最初发表于11月1日的《救亡情报》,回忆的是数日前发生的事。按静芬的说法,起灵和下葬时,都是由胡风等人扶柩。如果是这样,那在这葬礼上,还是注意到了鲁迅的作家身份,为他扶柩者也都是与他关系亲近的文学人士。
胡子婴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也说:“我们拟了一个扶枢人的名单,其中有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周建人等。我们把拟好的名单交给沈钧儒,沈老把名单提交理事会,理事会同意了。文艺界认为鲁迅的灵柩应由文艺界人士来抬,最后决定由文艺界负责。”这篇文章篇末注明“1980年访问征集”。虽是44年后的回忆,但与静芬说法相符。但胡子婴写于同一时期的《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24',则有不同的说法:
……安葬那天,起灵和下葬,由各界人士包括国外友人来抬棺木;并且拟了一个名单,社会名流有蔡元培、周建人等,全国各界救国会理事有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文艺界有茅盾等人,还有国际友人内山完造、史沫特莱。干事会还决定组织五、六千群众参加送葬,由各救国会分头去组织发动。
我们商量的这个方案提出来后,由沈钧儒主持召集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沈老在会上说明了宋关龄的意见和干事会拟议的方案,与会的理事都表示赞同,决定分别去准备。但参加会议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对于由各界人士来抬鲁迅棺木这一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特别是胡风坚持主张只能由文艺界来抬,在会上争得很厉害。沈老等提出,要顾全大局,不要为这件事争论不休,总算决定起灵的时候,由文艺界来抬棺木,安葬的时候,由各界人士来抬。这件事情,在鲁迅安葬后治丧委员会举行的一次慰问茶会上,我批评了胡风。我说,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豪,也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是文艺界的,更是全民族的,把鲁迅仅仅限于是文艺界的,这不是崇敬鲁迅,而是贬低了鲁迅对全民族的伟大作用和影响。当时,胡风大不以为然,还同我争吵了一通。
这与上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就有些出入了。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为何有这样的出入,不得而知。章乃器写于1967年12月的《我和救国会》一文,则提供了自己的回忆:
最后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是1936年10月送鲁迅的遗体进墓地。当时大概是由地下党安排而由许广平大姐出面,指定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和我四人扶柩,灵柩上面还盖了写着“民族魂”的大旗。胡风和萧军临时出来反对,认为我们都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在许广平大姐的坚持下,仍旧按照原定方案进行。我们在殡仪馆里举行了公祭后,就扶着灵柩出门,群众整队跟在后面,大概有五六千人。回来时,在路旁的一块广坪上,我们开了一次会,内容是把悼念鲁迅和救国运动联系起来。
这三个人提供了三种说法。静芬说起灵和下葬时都由14个文学界人士扶柩;胡子婴一篇文章与静芬说法同,另一篇文章则说起灵时由文艺界人士扶柩,下葬时由各界人士扶柩。章乃器文章则说起灵和下葬都由他们几个“各界人士”扶柩。可以肯定的是,在由谁扶枢一事上,胡风、萧军们与“救国会”头面人物有过争执。胡风、萧军们认为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等“救国会”头面人物,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鲁迅扶枢,这话是大有深意的。“救国会”在冯雪峰等人的授意下,只是一心想着把鲁迅丧事办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逼蒋”运动,谁来扶柩能产生最大的政治效果,谁来扶枢能使“逼”的力度最大化,就由谁来扶。至于鲁迅本来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扶枢者与鲁迅的关系如何,都可以忽略不计。在这场丧事中,鲁迅被改写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鲁迅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鲁迅杰出的文学成就、鲁迅执着的启蒙意志,都被一个“逼”字遮蔽。深爱着鲁迅的胡风、萧军们,对于这种仅仅在“抗日”的意义上悼念鲁迅、仅仅为了一个“逼”字而悼念鲁迅、仅仅把鲁迅遗体当作一件政治道具的做法,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当然会有所抗争。面对此种情形,他们如果毫不抗争,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鲁迅。
鲁迅遗体下葬前,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都做了简短的演讲。沈钧儒在演讲中说道:“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无论在那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譬如在苏联,高尔基死的时候,是由斯大林亲自抬棺。而在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中国的政府到那里去了?”'25'高尔基之于苏联,与鲁迅之于中华民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要求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像斯大林的苏联为高尔基办丧事一样为鲁迅办丧事,本就荒诞不经。蒋介石政权甚至会有“欺人太甚”之感。而如果真由蒋介石来为鲁迅扶棺,如果鲁迅葬礼上真站着一个“代表政府”的“党国要人”,鲁迅一定会愤怒得站起来。沈钧儒的这番话,却又并不是即兴之言,而是早有预谋的。胡风在《关于鲁迅丧事情况》'26'中说:“关于治丧原则。这是应该由党(引按:这当然指中共地下党)掌握的。这样的大事,当然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否应该如当时救国会一部分人所想望的,让一些政治人物来出面,直接拿出一些政治口号来呢?这是应该确定的。救国会当然有他们的目的,但如果按一个伟大革命作家的身份安排好,那政治影响自然会发生,而且发生得更大更好(当时,如果由一些群众威信不高的政治人物来出面,在群众的感情上是不大能通过的)。为了这事,救国会派代表来和我们开过一次会,他们发言的好像是章乃器等。没有作出具体决定。”这让我们知道,“救国会”一开始就有“让一些政治人物来出面”的计划。在与胡风们开会讨论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这说明此计划遭到了胡风、萧军们的强烈反对。“救国会”的全部目的,是“逼蒋”。如果有“党国要人”参加鲁迅葬礼,那政治影响会更大,当然也就大大加强了“逼”的力度。至于鲁迅与国民党的“党国”原本有着怎样一种关系,那是完全不予考虑的。胡风、萧军们之所以反对这计划,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对鲁迅,也是“欺人太甚”的吧。
也就在这葬礼上,“救国会”把“民族魂”的帽子戴到了鲁迅头上。胡子婴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说:“大家还认为国民党官员死后,棺材上要盖国民党党旗,而鲁迅逝世了,民众为他办葬礼,他的棺材应该盖上民众的旗帜,旗帜上应写几个字,我建议写‘民族魂’,其意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师表。‘民族魂’三个字用黑丝绒剪成,缝在白色缎子做成的旗帜上。”鲁迅被埋葬前,这样一幅旗帜就被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等“救国会”头面人物盖到灵柩上。——关于这一点,各种回忆没有大的出入。所以,“民族魂”这一称号,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刻,由“救国会”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怀着“逼蒋”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加诸鲁迅的。“民族魂”这一顶帽子与鲁迅的头颅是否吻合,那是另一回事。至少,胡子婴们在把这顶帽子戴到鲁迅头上时,是并没有考虑这是怎能样一颗头颅的。
胡风在《关于鲁迅丧事情况》中说:“我模糊记得,开始救国会曾声明过他们要负担全部丧事费用,但后来没有拿出钱来。事后冯雪峰只好安慰许广平,革命胜利后再隆重地举行国葬。”
2007年3月8日
'1'《钟山》2004年第4期。
'2'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5—47页。
'3'陈晋:《诗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26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34页。
'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77—378页。
'6'《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77—378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05页。
'8'《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1页。
'9'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93—294页。
'10'关于“救国会”情况,参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1'《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2'《“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3'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01页。
'14'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03页。
'15'《“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6'《“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1页。
'17'《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200页。
'18'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9'《“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6页。
'20'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05—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