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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5部分

小说: 并未远去的背影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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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陈诚就蒋介石是否会抗日发生辩论,最后,陈诚“发急了,赌咒发誓地对我说:‘乃器,我们将来总还是要见面的。假如蒋先生终于不抗日,你拿刀来砍我的头好了。”(不但吴铁城、陈诚这些人出面说明蒋介石终必抗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出面,表明抗日决心。1935年12月24日的《申报》,曾登出一则题为《蒋电以爱国青年之心为心》的报道,其中说:“复旦大学学生三百余人,自昨午至北站拟乘车晋京请愿,经当局一再劝阻无效,直至今晨零时一刻,仍留车不去,蒋院长得吴市长电报,特由京来电,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嘱代劝慰各学生返校。李校长接电后,即将偕同秘书长金通尹及注册处主任章益,并会同本市党政警当局,持蒋院长电文,面向各生解释,嘱即返校。兹将蒋院长电文录如次:上海北站两路管理局转复旦大学李校长转诸位同学鉴:顷接吴市长电,藉悉诸君爱国表示出自至诚,中正深为感动。君等意见,中正亦可接纳。切盼迅即返校,以释忧念。国难诚极严重,然中正必以爱国青年之心为心,负责匡救,以慰诸君。”'19'

吴铁城也好,陈诚也好,蒋介石也好,其实都不可能说服联合起来的大众。大众可以用语言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可以用语言把他们拧成一股绳,但却无法仅用语言解散他们,让他们从大街上、从广场上、从车站上,退回各自的家里。倒海翻江般的群众性“救国运动”,愈演愈烈,直至“逼蒋联共”成功,方消停下来。

现在该说到鲁迅了。面对上海滩上名目繁多的“救国会”,面对上海滩上此起彼伏的游行、集会、请愿、示威,面对上海滩上声高入云的口号、宣言、歌曲,鲁迅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在上海期间,鲁迅曾加入“左联”,但与“左联”的领导人周扬们一直相处不好。后来,干脆与“左联”没什么关系。夏衍回忆道:“自从(瞿)秋白、(冯)雪峰离开上海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田汉在三四年秋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20'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这组织中一些他所喜爱、欣赏的人的关系。瞿秋白是鲁迅十分喜爱欣赏的,冯雪峰也与鲁迅颇为投机。瞿、冯本来在“左联”中就具有全面领导的身份,这使得鲁迅与他们个人的交往,客观上也就成了与“左联”这个组织的交往。当瞿、冯离开上海后,鲁迅与作为一种组织的“左联”实际上就没有了关系。他尽管还与胡风、萧军等几个人有来往,但由于胡风、萧军等人在“左联”中并不具有全面领导的身份,鲁迅与他们的来往,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关系。

1935年底,周扬们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精神的影响下,决定解散“左联”,成立所谓“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这个协会于1936年6月7日成立。实际上,也仅仅只开过一个宣告成立的会议,并无实质性工作。因为,其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投身到“救国会”的工作中去了。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法:“一九三五年夏,周扬把文委下属各个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一起开会,会上成立了新的文委,大家选周扬当文委书记,重新开展活动。”“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更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王翰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认为鲁迅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和工作策略的变化,他似乎忘了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一员。“左联”解散后,鲁迅便拒绝参加任何组织。周扬们张罗“作家协会”,也极力想拉鲁迅入伙,但被鲁迅坚决拒绝了。对此,胡风有这样的回忆:

时间记不确切了,王尧山(引按:其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告诉我,有一位党的负责人想和鲁迅见面谈一次话。我不好问是怎样的负责人,要谈什么,只简单地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鲁迅。鲁迅同意了。照约定的晚上,我引鲁迅摸黑上到王尧山夫妇住的三层楼小阁楼,那位负责人已经来了。谈话的内容只记得一点。那位负责人说:“我们有现代武器,何必用原始武器呢?”鲁迅不假思索地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那位负责人当即放低了声音,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鲁迅独立的创作和思想斗争是原始武器,如果把他的工作归纳到组织领导和组织运用里面,那就成为现代武器了。……谈话这就样结束了。解放初,王尧山夫人赵先告诉我,那位同志也回到了上海,在某单位负责工作,名邓洁。'21'

这位代表做鲁迅的“思想工作”、试图说服鲁迅加入新的组织的邓洁,是其时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的书记。从鲁迅这时期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可多少知道一点鲁迅对其时上海滩上“救国运动”的看法,也可知因为鲁迅不愿加入上海滩上的新组织,而与新组织闹得颇不愉快。

1935年12月20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包围市长吴铁城“两天一夜”。21日《申报》在“本市新闻”栏中,刊出学生跪在市政府前请愿的照片。当天夜里,鲁迅致信台静农时说:

……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

鲁迅同情北平学生的遭遇,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之愤慨也溢于言表,但对上海学生以长跪不起的方式在市府前请愿,鲁迅却感到了羞耻。被发动起来的民众对蒋的“逼”,是不惜一切手段的,示威、罢工是“逼”的手段,下跪也是“逼”的手段。而鲁迅对此种“不择手段”的策略,显然是不能认同的。“可羞甚于陨亡”云云,当然是愤激之辞,但也可看出鲁迅与上海滩上的“救国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左联”与苏汶、林语堂之间曾有论战,是文学上的对手。但“左联”一散,原“左联”人士也就与原来的论敌在文学上无条件握手言欢了。1936年1月,原“左联”人士、中共党员周立波和何家槐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称颂苏汶和林语堂。鲁迅在1月17日致茅盾信中说:

闻最近《读书生活》上有立波大作,言苏汶先生与语堂先生皆态度甚好云。《时事新报》一月一日之《青光》上,有何家槐作,亦大拉拢语堂。似这边有一部分人,颇有一种新的梦想。

鲁迅对这种眨眼之间论敌变为亲密无间的战友、一觉醒来张开双臂拥抱昨日仇人的做法,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在周扬们看来,这是一种灵活的战略;但在鲁迅看来,这战略有些像变戏法。实际上,周扬们和鲁迅,心中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截然不同的。周扬们是把文学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之一,而鲁迅则是要运用文学的方式启蒙。对于周扬们来说,文学上的是非要服从政治上的是非,战略虽然改变了,目标却并未变。而对鲁迅来说,抗日是抗日,启蒙是启蒙,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是必须的,但一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就彻底放弃启蒙,这是无法认可的。明白了鲁迅反感于何家槐对林语堂的“拉拢”,就明白了鲁迅为何拒绝何家槐的“拉拢”。何家槐是所谓“作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当然会热情地邀请鲁迅加入。1936年4月24日,鲁迅致信何家槐:

我曾经加入过集团(引按:指“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鲁迅在这时期写的《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里,有这样一段: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救国会”的宣传、口号而说的,也是对彻底放弃启蒙的忧虑。

拒绝加入新的组织,在周扬们看来,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罪大恶极,可全民共讨之。从鲁迅的一些信中看,他因此而颇受侮蔑与攻击。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华信中说:

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迫压,那能做出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这里说得分明,是不加入“任何一种”。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又说: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不愿意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也就是不愿意加入“救国会”。所谓“作家协会”,本就是所谓“救国会”之一部分。周天度在《救国会史略》中说:“上海是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力量有进一步发展。1936年6月7日,茅盾、傅东华、夏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入会者百余人,发表宣言,声称:它是‘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鲁迅拒绝加入这文艺家协会,也就是拒绝加入那“救国会”。

然而,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却说:“沈钧儒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开展救国运动,鉴于斗争形式和国民党对鲁迅的注意,鲁迅没有参加救国会,但他对沈钧儒和救国会是支持的,而沈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出于对鲁迅安全的考虑,也有意不让他参加。”'22'

这是众多关于鲁迅的胡说之一。



不加入“任何一种”团体,当然不意味着鲁迅对救亡不热心。他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救亡的工作。1936年9月27日的《申报·儿童专刊》上,刊出了题为《小学生应有的认识》的文章,文章中说:“倘若以个人的私愤,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鲁迅阅此,愤怒异常,立即写了《“立此存照”(七)》(《且介绍亭杂文末编·附集》),强调:“不要把自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说人话罢!”在随稿附寄的致编辑黎烈文信中,则说:“我仍间或发热,但报总不能不看,一看,则昏话之多,令人发指。例如此次《儿童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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